引言

嘉庆《四川通志》是清朝西南地区官方编写的方志，体例严谨，内容丰富。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增加了《宸章》这一卷，专门收录了很多用诗歌记录事件的文章。过去的研究大多关注书里的西藏内容、西域专志或经籍考辨，很少有人专门分析《宸章》中的“诗以志事”。因此，本文决定从这个角度入手。本文先梳理了嘉庆《四川通志》的编写背景、编写团队和整体体例，然后把“诗以志事”分成三类：军事战事类、民生农务类，还有纪事进贡类。通过分析，本文总结出“诗以志事”的两大价值。它能补充史料，印证史实，还能反映清朝的一些制度。此外，它在清朝推进文化统一的过程中，起到建立文化认同的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诗以志事”是清朝皇权话语进入地方知识体系的一种方式，也是清朝治理边疆的重要工具。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西藏书写和文献考辨两方面。成飞指出，清代三部省志的西藏书写反映了“大一统”观念，而《西域志》则是官修西藏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邹露考辨了《经籍志》中的多处讹误。吴石玉利用该志整理了杜甫草堂史料。彭邦明探讨了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稿》的承前启后价值。学界普遍认为嘉庆《四川通志》是明清七种省志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但现有研究均未从《宸章》入手，分析其中“诗以志事”的价值。本文希望这项研究能为清代方志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也为西南区域史研究和“以诗证史”方法做一点贡献。

一、嘉庆《四川通志》的编纂

嘉庆《四川通志》成书于清中期，是继雍正朝之后七十余年纂修的四川省总志。它由地方大员领衔、学者团队编修，在详录地方史事的同时，通过体例创新，将清廷的统治权威与边疆治理方略，融入地方文化的书写之中。

（一）编纂团队

清代四川曾编修三部省级志书，分别是蔡毓荣、钱受祺等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编纂的《四川总志》，查郎阿、张晋生等人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编纂的《四川通志》，以及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常明、杨芳灿等人重新修纂的《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的纂修工作始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完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是清代四川地区继雍正《四川通志》后相隔七十余年的又一部大型官修方志。该志的编纂遵循清代“官修志书，总裁多由督抚兼任”的惯例，形成了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牵头、学者型官员主笔、多方学者参与的编纂格局。

四川总督常明作为编纂工作的总负责人，全面统筹修志事务，为项目推进提供了政治支持与资源保障。常明，由笔帖式入仕。乾隆末年从征苗疆，屡立战功，升任按察使并获赐智勇巴图鲁称号，在平定吴半生等苗乱中表现出色。嘉庆初年，继续平定贵州仲苗起义，克敌陷阵，官至布政使。嘉庆十五年擢升四川总督，任内妥善处理汉夷杂居问题，平定中瞻对叛乱及成都兵变，稳定川边局势。嘉庆二十二年卒于任，赠太子少保，谥襄恪。常明历任多地要职，深谙边疆治理之道，其主导修志的举措既响应了清廷修志以资治的号召，也体现了地方官员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具体纂修工作由户部员外郎杨芳灿主持，他自幼聪慧，学识渊博，擅长经史考据与诗文创作，具备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杨芳灿在编纂过程中秉持详核典实，辨证谬误的原则，对各类史料进行细致甄别与系统整理，为通志的学术质量奠定了基础。此外，编纂团队中还包括多名四川本地学者与在职官员，他们熟悉地方史地风情，为通志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与实地考察成果，形成了官民协作、朝野联动的编纂特色。

（二）内容与体例

嘉庆《四川通志》全书规模宏大，共分12分志，包括天文、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经籍、纪事、西域、杂类，总计204卷，篇幅浩繁，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内容详见表1。

嘉庆《四川通志》
卷数	志类名称	主要内容
卷一至卷十三	圣训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圣训
卷十三至卷二十	宸章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帝诗文
卷二十一	御赐文献	御赐匾联、墨刻经典、御制诗文集等
卷二十二	历代诰敕	历代皇帝颁发的诰命、敕书
卷一	天文志	分野
卷二至卷六十一	舆地志	建置沿革、疆域、形势、山川、江源等
卷六十一至卷七十五	食货志	田赋、户口、徭役、榷政、盐法等
卷七十六至卷八十一	学校志	学校、书院、祀典
卷八十二至卷九十八	武备志	兵制、屯田、驿传、递铺、边防、土司等
卷九十九至卷一二一	职官志	题名、政绩、忠节、谪宦、杂传等
卷一二二至卷一四二	选举志	进士、举人、贡生、武科、封荫、荐辟等
卷一四三至卷一八一	人物志	人物、忠节、孝友、仙释、列女、杂传等
卷一八二至卷一八八	经籍志	经、史、子、集、别部及附录
卷一八九至卷一九〇	纪事志	历史大事记
卷一九一至卷一九六	西域志	涉及西部边疆地区的事务
卷一九七至卷二〇四	杂类志	纪闻、外纪、祥异、辨讹等

体例设计上，该志既继承了传统方志横分门类、纵贯古今的编纂传统，又根据四川地区的地域特点与清代的统治需求进行了创新调整。与雍正《四川通志》相比，嘉庆《四川通志》在门类设置上更为细致，新增《西域志》专门记载西南边疆与异域交往事宜，强化了对边疆事务的关注，也是近些年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志书首卷，增设《宸章》，通过集中刊载皇帝诗文，将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置于全书开篇，彰显了国家意志与皇权威严在地方志编纂中的贯穿。在内容选择上，嘉庆《四川通志》严格遵循清代方志纪善不纪恶的编纂传统，重点收录符合纲常伦理、彰显统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成效的内容。其史料来源广泛，包括前代方志、正史典籍、官方档案、私人著述、碑刻文献等。通志对各类史料的处理秉持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清代特别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史事记载尤为详尽，为研究清代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

（三）《宸章》的增设

《宸章》卷的增设是嘉庆《四川通志》尤为显著的编纂创新之一，也是清代方志编纂中强化皇权象征的重要体现。清代前中期，部分方志已开始收录御制诗文，但将其单独列为《宸章》专卷并系统编排，在四川方志中十分少见。嘉庆《四川通志》的《宸章》卷集中收录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皇帝的御制诗、御制文、御笔题字等作品，其中“诗以志事”类占据重要地位。其增设的深层原因与清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这是清廷崇儒重道与皇权至上思想在方志编纂中的具体实践。通过在地方通志中专门收录御制作品，将皇权意志渗透到地方文化建设中，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其次，针对四川作为西南边疆要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宸章》中的御制诗囊括军事战事、民生农务、纪事三大重要类别，与清代先安内攘外，再休养生息，终致太平盛世的治国理念相契合，既具备文学价值，又承担着政治宣传与历史叙事的功能，成为嘉庆《四川通志》区别于前代方志的重要特征。

二、诗以志事内容的分类与整理

嘉庆《四川通志》中的“诗以志事”类作品，集中收录于《宸章》一卷。这部分诗文是清廷用以记述重大事件、宣扬治绩的官方叙事。其内容可按主题分为三类：详尽记载金川、廓尔喀等战事的军事类诗歌；关注农情民生的农务类诗歌，侧重表现王朝的仁政德治；记载祥瑞与异域进贡的纪事类诗歌，则着力塑造四夷宾服的盛世景象。通过对这些诗文的分类整理，可以探究清廷如何将政治意志与历史叙事，系统性地编织进地方文献之中。

（一）军事战事类

军事战事类是“诗以志事”中数量最多、分量最重的一类，共收录诗歌66首，占总数的76%，集中反映了清代康乾嘉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军事治理与内乱平定历程。根据作战对象与历史背景，可分为金川之战、廓尔喀战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三类。

金川之战相关诗歌共30首，是军事类作品的核心，详细记录了乾隆年间两次金川之役的全过程。乾隆时期曾两度征讨金川。首次战事起于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清廷调集数万兵力、耗费军饷近二千万两，先后以四川总督庆复、云贵总督张广泗及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统帅，却在大金川弹丸之地遭遇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屡受挫败。清廷最终不得不与大金川议和，许其名义上称臣纳贡，实则允其保存实力，使之在川西诸土司中势力最盛。至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战事再起。第二次金川之战历时更长、规模更巨。双方于高寒山地长期激战，清军曾于木果木之役惨败，主帅阵亡。最终，清军重整兵力，倾力进剿，将金川平定。

诗歌从定边将军温福奏报攻克布朗郭宗开始，依次记载了小金川平定、美诺收复、罗博瓦山碉攻克等关键战役。如《将军阿桂奏攻克勒乌围贼巢红旗报捷喜成七言十首以当凯歌》《将军阿桂奏攻克噶喇依贼巢红旗报捷喜成凯歌十首》等作品，以组诗形式详细描述了战役进程与胜利场景，诗中“坚碉林立万重山，破险冲锋历尽艰。”等诗句，生动展现了清军的作战气势。这些诗歌与《清史稿》中“授阿桂定西将军，……，凡七日，小金川平。”的记载相互印证，补充了正史中缺乏的战争细节与情感表达。

廓尔喀战事相关诗歌共12首，聚焦于乾隆末年清军入藏平定廓尔喀入侵的历史事件。廓尔喀即今日尼泊尔。1788年，廓尔喀首次进犯西藏，至1789年双方缔结《廓藏密约》，战事暂告平息。然而和平仅维持两年，1791年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为此，乾隆皇帝调遣来自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军队，命福康安统率，在满族、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各民族的支持下，率军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直抵廓尔喀境内。这场战役史称第二次廓尔喀之役。诗歌记录了清军从准备出征、攻破聂拉木贼寨、攻克热索桥，到廓尔喀归顺、班师回藏的全过程，如《福康安奏攻得济咙贼寨诗以志喜六韵》《将军鄂辉等奏廓尔喀归顺实信并班师回藏事宜诗以志事》等，既展现了清军的军事威力，也体现了清廷对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

苗匪与教匪剿捕相关诗歌共24首，主要记载了嘉庆初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与湘黔苗民起义的平定过程。白莲教起义于1796年（嘉庆元年）在湖北爆发，迅速蔓延至四川、陕西等地，清廷调遣经略大臣勒保、参赞大臣德楞泰等统率军队进行镇压。诗歌记录了清军从初始剿捕、多次战役如攻破贼寨、擒斩首逆，到逐步肃清全境的全过程，如《和琳奏报剿捕秀山苗匪至湖南界分设卡隘肃清后路克期会福康安进讨诗以志事二十韵》《总督勒保奏报提督七十五截剿窜匪歼毙首逆王士虎并贼众几及千名川北将次肃清诗以志事》等，既展现了清军的军事威力，也体现了清廷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辖和平定内乱的决心。

（二）民生农务类

民生农务类诗歌共15首，占总数的17%，集中体现了清代统治者的民本思想与四川地区的农业治理状况，分为赋税缓征与民生体恤、农收奏报与雨水情形两个子类。

赋税缓征与民生体恤类诗歌共2首，记录了清廷对四川地区的赋税减免政策。四川作为西南大省，历经三藩之乱、金川之战等多次战乱，百姓负担沉重，清廷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多次实行蠲免缓征政策。诗歌中“缓征去岁逮今年，布泽新正无可蠲。”“一体夷租并加惠，载咨方伯善勤宣。”等诗句，直接反映了乾隆、嘉庆年间对四川地区地丁钱粮的连续缓征。此外，《四川总督文绶奏闻夔关米禁诗以志事》等作品，记录了地方官员为保障民生而采取的粮食管控措施，体现了清廷藏富于民的治理策略。

农收奏报与雨水情形类诗歌共13首，主要收录四川总督关于农业生产状况的奏报附诗，内容涉及雨水丰歉、农作物收成等关键信息。如《四川总督孙士毅奏报夏收分数诗以志慰》《四川总督保宁奏报秋收九分有余诗以志慰》等，详细记载了四川地区夏收、秋收的具体收成情况，其中“麦收九分”“秋收九分有余”等表述，为研究清代四川农业生产水平提供了量化史料。这类诗歌的创作遵循固定范式，地方总督奏报农情，皇帝御制诗歌回应，体现了清廷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四川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其农业收成直接关系到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这些诗歌所记录的农情信息，是清代开发西南的生动体现。

（三）纪事与进贡类

纪事与异域进贡类诗歌共6首，占总数的7%，主要记录了清代西南地区的中外交往事宜，分为战后纪事与异域进贡两个子类。

纪事类诗歌共2首，聚焦于军事胜利后的纪事，如《胜亭纪事》，详细描述了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诗歌中“癸卯蒇三功，七言吟惬慰”等诗句，都是他功绩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对多次军事胜利进行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梳理价值。

异域进贡类诗歌共4首，记录了清代四川地区与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的交往事宜。如《题廓尔喀贡刀六韵》《咏廓尔喀所贡扇》《题廓尔喀所贡剑》等，通过对廓尔喀进贡物品的吟咏，展现了清代中外交往的盛况；这类诗歌的创作带有鲜明的政治寓意，通过对异域进贡与边疆归顺的记录，彰显了清朝的大国威仪与文化向心力，强化了天朝上国的统治理念。

三、诗以志事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诗以志事”类诗文，是《宸章》卷中兼具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特殊文本。一方面，它以诗证史，与官方记载相互印证，生动反映清代军事、赋税等制度的实际运作；另一方面，它通过书写儒家价值观，塑造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认同。

（一）历史价值

嘉庆《四川通志》中的“诗以志事”跳出寻常叙事手法，以言简意赅的诗文来表达信息量大、感情丰富的事件与评价，其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史料价值这一点。

“诗以志事”与清代官方档案、正史典籍等史料相互印证，提高了历史研究的可信度。例如，《将军阿桂奏攻克勒乌围贼巢红旗报捷喜成七言十首以当凯歌》中关于攻克勒乌围的时间、作战过程的记载，与《清史稿》中“八月，克隆斯得寨，遂克勒乌围。”的记载完全一致；赋税缓征类诗歌所记录的蠲免政策，与《清史稿》中康熙、乾隆年间对四川地区的蠲免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史料链。这种多源史料的相互印证，不仅验证了“诗以志事”的真实性，也为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争议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诗以志事”生动展现了清代的军事制度、赋税制度等各项制度的运行情况。军事类诗歌对清军作战部署、将领任免、军功奖励等方面的记载，反映了清代军事制度的严密性；民生类诗歌对赋税缓征、粮食管控等政策的记录，体现了清代赋税制度的灵活性与民本思想；这些诗歌所反映的制度运行情况，是研究清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素材。

（二）现实价值

嘉庆《四川通志》中的“诗以志事”的书写在清代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建构文化认同方面。“诗以志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推动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合。这些诗歌所倡导的忠君爱国、民为邦本、大一统等理念，均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在四川通志中收录这些作品，将儒家文化传递到西南边疆地区，促进当地文化的儒家化。例如，对军事将领忠勇事迹的颂扬、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均符合儒家忠、仁的道德准则；对边疆归顺与国家统一的歌颂，体现儒家大一统的政治思想。通过这种方式建构文化认同，有助于消减地域文化差异，形成共同的文化心理，推动清代文化一体化进程。

四、结语

《四川通志》“诗以志事”并不只是点缀或附庸。它实际上是清代皇权话语在地方志中的一次系统植入，是政治治理与文化整合的生动体现。这些诗文以文学形式，承载了军事、民生、朝贡等多重历史信息，既可与正史互证，也提供了情感与细节的独特视角。最重要的是，它们被编排在方志前端，成为一种醒目的政治标识，即皇权不仅存在于奏折与诏令中，也深入到地方知识体系中。尤其对于四川这样的边疆要地，“诗以志事”反复宣扬的大一统观念，无疑强化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因此，研究这些诗文，关乎文献解读的同时，也可视为观察清代国家力量如何通过文本渗透到地方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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