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众多描写“灾难”的作品，如池莉的《霍乱之乱》和毕淑敏的《花冠病毒》描写了疫病之灾，马烽的《火灾》表现了农村火灾救援，刘庆邦的《神木》书写了矿难，莫言的《丰乳肥臀》和余华的《活着》以饥荒为背景。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是以1910 年冬到1911 年春哈尔滨傅家甸鼠疫为题材的灾难小说，以温情的笔触聚焦于一群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这种温情化的呈现，不仅体现在作者对“白雪”“乌鸦”两个核心意象的反传统重构上，也体现在她对傅家甸平凡小人物复杂人性的细腻刻画中，更贯穿于她对死亡的节制书写里。

一、“白雪”“乌鸦”意象的反传统重构

“白雪”“乌鸦”既是作品的名字，也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意象。通常，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认知中，乌鸦被视作灾难和不祥的象征，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唐代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中提到了“乌鸣地上无好音”的说法，宋代姚勉的《乌鹊吟》中“谓鹊能报喜，谓乌常送祸”一句也传达出“喜鹊报喜，乌鸦报丧”的民间观念，包括《白雪乌鸦》中的粮栈老板纪永和也持有这种看法，他不喜欢乌鸦，认为它们穿着丧服，叫声像哭声，不吉祥，并且将自己生意差、巴音在自己家吐血、自己染病都归结于家门口榆树上的乌鸦群。然而，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对乌鸦传统的“不祥”的象征进行了反传统的重构。其一，是通过对乌鸦群的刻画和翟芳桂这一角色与乌鸦的日常互动，解构乌鸦“不祥”寓意的同时，赋予其新的、美好的象征意味。刘阳扬指出迟子建小说中的动物以集群的形式生存和繁殖，并与人类发生着互动关系，实现“生成—动物”，在集群互动关系中，动物摆脱人类曾经附加在他们身上的负面评价，逃离文化限制，具有感知能力，并通过不断地传染和生成增强自身力量。小说中写到，乌鸦喜欢群飞，经常落在翟芳桂粮栈门口地榆树上，“榆树矮了一截，乌鸦好像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翟芳桂作为和乌鸦互动最多的人物，她是喜爱乌鸦的。她认为乌鸦会穿衣服，黑色永不过时，它们性情刚烈，不惧寒冷，冬天也仍在北方的雪野里挺立，带着满腔幽怨的嘶哑的叫声有人间的色彩。在翟芳桂眼中，乌鸦是优雅的、刚烈的、不惧严寒的、有烟火气的,它们不再是“不祥”的象征，而代表了一种坚韧的、向上的生命力。其二，是通过赋予乌鸦新的身份，实现对“乌鸦”意象的意义重构。在第二十章“焚尸”中，火焰腾空而起时，“先前在坟场上空飞翔的麻雀，一只都不见了，可是有几只乌鸦，却无所畏惧地飞来了。它们落在坟场上，身披黑衣，端端立着，好像要为这些无辜的死者，做最后的守灵人。”在这个“浴火重生”的时刻，乌鸦见证了一切，它们成为了“守灵人”，成为了生命的见证者和守护者，不再是“死亡的使者”。

与乌鸦相对应，“白雪”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同样被重构了。在中国古典审美中，“白雪”是一种常见的意象，如成语“阳春白雪”，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它们象征着高洁、清白、纯净、孤傲。同时白雪也常常与凄凉、寒冷、肃杀的环境氛围联系在一起，如唐代柳宗元的《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白居易的《卖炭翁》“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卢纶《塞下曲》的“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在《白雪乌鸦》中，雪作为故事的背景是无处不在的：第五章“捕鼠”，哈尔滨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大雪过后，鼠疫来了；第十章“离歌”，“大雪”节气过后，鼠疫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第十八章“灶神”中描写小年夜的雪花像被魔鬼劫持的天使，堕落了，而几天后傅家甸迎来了封城后最大的一波死亡，雪似乎与灾难、疫病、阻碍、困境等信息勾连在一起。但与人链接在一起时，白雪则寄托了人物的情感：王春申形容自己对谢尼科娃的感情“像飞舞在天地间的雪花，看上去轰轰烈烈的，却又寂静无声。”白雪承载了王春申对谢尼科娃无声却浓烈的情感；翟役生在大火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高升”，“他掘起来的，除了瓦砾，就是白雪了。那粒粒白雪像是隐藏在废墟中的珍珠，闪闪发光。”白雪在翟役生眼中像珍珠一样，这是他对自己的“高升”的情感，这是他活着的念想，是他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人的凭证；纪永和在防疫院看着窗外飘雪，“那一片片雪花，恍如纷飞的纸钱。”这“纸钱”则是纪永和对自己即将死去的命运的感知。寄托着情感的白雪就具有了温度，不再是寒冷的、肃杀的，而有了温情的力量。

作为生命的见证者和守护者的“乌鸦”和寄托着人情温暖的“白雪”交织在一起，共同传递出“温情”。“乌”鸦与“白”雪一黑一白，一动一静，在画面上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形成了一种“生”与“死”的辩证的张力，同时这又是生灵与自然相结合，象征着疫病中人性与自然之性的相互映照，自然的抚慰也稀释了小人物在面对疫病灾难时的绝望和无力，从而传达出生命的温度，形成一种冷峻中的温暖。

二、小人物的微光：互助与尊严

在传统的灾难叙事中，往往会有几个作者着重刻画的角色，他们可能是医生、护士、军人、干部，或者舍己为人的志愿者、挺身而出的普通百姓，他们是故事的中心，灾难来临时的支柱，承载着群众度过难关，对抗灾难的希望的力量，在带领众人挣脱困境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令人敬仰的英雄人物。但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对这种英雄人物塑造进行了颠覆，她选择将镜头对准生长在傅家甸这片土地上的底层人物——一群灰色的普通人。全书共出场几十个人物，如王春申、翟芳桂、金兰、翟役生、傅百川、于晴秀、陈雪卿、周济、秦八碗、伍医生、于驷兴等。这些人不如英雄那般勇敢、果决、大无畏，有缺点、有恐惧、有私心，但也善良、朴实，有好有坏，有暗有亮，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这些小人物在疫病中展现出了相互扶持的温情。傅百川作为产业较大的生意人在灾难当前商品涨价时，主动承担责任压低价格，找道台商量对策，主动组织口罩生产，疫情过去之后，还在傅家烧锅收留无处可取的翟役生；秦八碗的娘的死尽管让马车夫王春申“悬着心”，但还是冒着风雪驾车送秦八碗的娘归乡；在两人被劝返途后，顾维慈感念秦八碗的孝心，与徐义德一起主动帮他下葬母亲；秦八碗决定给母亲殉葬时，感念王春申的帮助，将自己的全部钱财和自己的房子都留给王春申；周济一家感念傅家甸收留周济的恩情，主动提出给隔离车厢上的人送饭；翟芳桂与陈雪卿经常因为穿着较劲，在得知陈雪卿要“出远门”时，欣然同意帮她照顾儿子；胖嫂和于晴秀等人在抗疫时主动帮忙生产口罩。这些互助的行为虽然不惊天动、可歌可泣，但在灾难的灰色阴霾之下，却透出了人性的微光，交织出“温情”的一股暖色。

如果说互助是温情的表层，对尊严的守护则是温情更为内在的呈现。迟子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身份卑微，命途多舛，但她并没有讲它们符号化为单纯的“苦难承受着”或“道德载体”，而是赋予他们完整的生命质感与人格尊严。翟役生因家贫从小被送进宫里当太监，做着最下等的活儿，被打折腿辗转出宫后来到傅家甸生活，鼠疫爆发后，他流落教堂，后来在傅家烧锅干活。他始终与一只又老又丑的黄猫相依为命，通过那只猫，维系着自己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结。他对自己的“阳具”有着近乎执念的追寻，“阳具”掉入七彩井以后，更是不离不弃的守在井边。他的尊严不在于体面或成就，而在于一种“不离不弃”——对自己身体“完整”的坚持，对那只同样丑陋、同样被遗弃的黄猫的守护。王春申是一个老实木讷的马车夫，娶了一妻一妾，但她们各自有自己的相好，还堂而皇之地与他住在一起，他自比是这个家中“出青”的马。他的尊严不在于反抗活着成功，而在于以一种“承受”的姿态面对生活。吴芬死了，他安葬了吴芬，金兰和继宝死了，他烧了客栈，继英不是自己的女儿，他还是决定抚养她长大，谢尼科娃死在疫情中，他在周末驾着马车怀念她，没有大喜大悲，大哭大闹，只是每一次都平静地接受生活压在他身上的担子。秦八碗与母亲因得罪权贵远走他乡，在傅家烧锅酿酒，母亲去世后他想扶灵归乡却被劝返，他怕母亲死后孤单，决定为母亲殉葬，最终与母亲一同葬在傅家甸，他的尊严则在于“孝”。迟子建以一种平视的目光，让这些小人物的生命获得了“不需要被拯救”的尊严。

正如作者在后记《珍珠》中所提到“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这些在在灾难中守护尊严，互帮互助的小人物共同组成了傅家甸的一张生活网，他们身上看似微小的生命之光，正是作者所勾勒出来的生机。

三、死亡的节制美学

但凡涉及灾难必然逃不开书写死亡，死亡给人的感觉总是沉重的、压抑的。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曾坦言：“进入到鼠疫情境后，心里有着无法承受的重压”，“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了，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但纵观《白雪乌鸦》全篇，迟子建对于死亡却进行了极为克制的处理，处处充满了节制的美。

这种节制首先体现在对于死亡事实的描写上，作者并没有通过时间的凝滞、空间的定格等手法营造沉重的死亡氛围，或是对人物死之前的心理、死时的身体状态、死后的形象、身边人的反应进行夸张的描写，也没有将死亡与血腥、恶臭、恐惧、绝望紧密相连，而是将人物死亡的信息“轻描淡写”“三言两语”的插入文中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缝隙中。第三章中巴音的暴尸街头是透过喜岁的视角看到的，仅用一两句话描写他四仰八叉的、面色紫黑的躺在地上；吴芬的死则是写她吃完阳春面第二天走了鬼路，大口大口吐血后身亡；继宝和金兰的死是“三天后，继宝死在疫病院，王春申再也听不见继宝喊他爹了。而金兰，在继宝死后的第四天，也跟着去了。那些天，傅家甸每天都有七八个人死亡，拉尸首的马车，空前忙碌起来。”鼠疫进入高潮时“又一拨死亡的高潮出现了。死的人中，有针灸术最好的谭医生，天堂酒馆的店主，以及种地吴二。”纪永和的死：“纪永和这一昏厥，再没醒过来。”周家人的死是“两天以后，喜岁死在疫病院。又两天后，周耀祖和周济也死了。而喜岁踏上的那节车厢里的人，包括盖碗，一共死了九个。”这种冷静、节制的笔调更接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死亡这件事的感知：大多数人很少亲眼见证别人的死亡现场，某个熟悉的人死亡，也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一句“某某死了”，而得知消息的人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慢慢在心中涌起“震惊”“惋惜”“感叹”“心疼”等情绪，在反应时间上的留白即是作者的“温情”所在。

节制的叙述还体现在人物对死亡的反应的描写中。于晴秀之于周家人去世的反应有三次描写，第一次是梦到喜岁骑着白马飞走，她从梦中惊醒，没有人跟她讲但她冥冥中就是知道他们死了，“泪珠滚滚而下”“今夜的泪珠是火焰，因为它们烫着了她的脸。”无需多言其心中的悲痛，仅从“滚烫的泪珠”的描述，作者就刻画了她的悲痛；第二次是疫情结束后，清明烧纸，“别的女人哭哭啼啼，于晴秀却异常平静，只是在烧完纸的那一刻，望着漫天离地轻飞的纸灰，她说了句：‘冬天下白雪，春天到下起黑雪了。’”从“平静”“下黑雪”即可看出，其内心关于亲人离世的伤痛并未痊愈，这是痛到麻木后的无言；第三次则是写她喝醉后不再爱和人打招呼，淋雨跑到榆树下感慨“万木接春色，唯我枝头泪”，随后大哭起来。她心有万般委屈，其实没有走出来，她还在思念着去世的亲人。王春申对谢尼科娃有种说不出的情感，每次他的马车载着谢尼科娃走在街上时，他都感到幸福，但他从未对她言明自己的情感，疫情过去谢尼科娃去世后，作者没有写王春申的悲痛，只是告诉读者他的马车总在礼拜天经过谢尼科娃曾经的家门口，某个礼拜天，他驾着马车走过谢尼科娃之前去的每个地方，抚摸入口的门把手，最后走进钟表修理店，看到里面所有钟表的时间都不是现在的时间“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从他的行为中能体会到他对谢尼科娃的感情，确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像漫天的雪花一样看上去轰轰烈烈的，却又寂静无声。就像王春申在礼拜天驾着马车经过谢尼科娃的家一样，哑巴彼洛夫也总在礼拜天在谢尼科娃家门口拉琴，因为他在思念曾经爱慕她的娜塔莎。简洁克制的描写雪能更大限度的展现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灾难中活下来的人们带着对死去之人的思念继续生活，这是对死亡的温情化呈现。

“《白雪乌鸦》描写灾难死亡，有看似矛盾的路径：一方面，生命轻飘如雪，转眼就被剥夺，且带有很大的偶发性；另一方面，生命又坚韧如藤，历经严冬磨难回春而再生。生命的突然消失和生命的顽强存活，都已经超越了生死层面，而昭示出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对死亡的节制书写，并非对苦难的回避，而是一种更为深邃的面对方式。她以冷静、克制的笔触，将死亡悄然安插于日常生活的缝隙之中，让人物的离去如落叶般自然而安静。这种节制的美让温情得以滋生，在对死亡的最克制的表达中，实现了她在后记中所说：“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

四、结语

《白雪乌鸦》灾难叙事的温情化呈现，主要体现在意象重构、人物书写与死亡表达三个层面。在“白雪”与“乌鸦”两个核心意象的处理上，迟子建有意偏离了中国民间文化传统中对乌鸦“不祥”的象征定位，完成了对乌鸦意象的意义重构；同时，她将白雪从传统审美中“寒冷”“肃杀”的象征转化为承载人物情感的叙事载体。这种意象的倒置与重构，使自然之景与人性之光形成映照，在文本中构建出生与死的辩证张力。在人物塑造层面，迟子建聚焦于傅家甸的底层小人物，以平视的视角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赋予其完整的生命质感。在死亡书写层面，迟子建采取了节制的叙事策略。她将死亡讯息以简洁、冷静的笔调嵌入日常生活的缝隙之中，避免了对死亡场景的血腥渲染与对人物悲痛的情感夸张。同时，她通过对人物哀悼过程的阶段性呈现，以及对人物情感的外化行为描写，使死亡在文本中获得了一种克制的表达方式。

整体而言，《白雪乌鸦》的温情化策略体现为一种叙事姿态的选择：这是在承认破碎与丧失的前提下，将叙事重心转向小人物在灾难中的日常生活、互助行为、尊严守护与情感承载。这种叙事姿态本身即是一种温情的实践，在直面灾难的同时，将目光投向那些在至暗时刻依然未曾熄灭的生命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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