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奥丽芙·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2008)由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创作，于2009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以主人公奥丽芙及其家庭为主线，串联起13篇独立短篇，故事背景设定在冷清压抑的克劳斯比镇，藏着居民们不为人知的酸楚与创痛。斯特劳特在刻画女性角色方面，多聚焦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多重身份，通过塑造有缺陷、陷困境的女性形象，反映其受制于男性的真实境况，为边缘女性提供发声渠道，而这种对女性处境的深刻呈现，恰恰需要借助精妙的叙事手法得以传递。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出的三种叙述声音模型，为解读这类女性主义文本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其具体包括：作者型以全知视角叙述，非虚构世界参与者，通过评价、议论等构建权威；个人型以故事主角“我”为叙述者，讲述自身经历，权威依赖读者认同且受社会性别规范制约；集体型赋予群体叙事权威，通过多种形式反映边缘群体话语，具交互赋权性。有学者指出，该小说凸显了女性主义叙事的独特性（范湘萍126），多重叙事声音正是其核心特点传递女性诉求的核心手法，因此，本文以小说短篇《郁金香》为分析对象，基于兰瑟的叙述声音理论，探析其中三种叙述声音的具体呈现及其如何服务于女性主题的表达。

一、个人型叙述声音的交织：女性经验的言说与共鸣

小说中有许多情节涉及奥丽芙的第一人称叙述，透露着奥丽芙复杂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她的善良、敏感和在家庭关系中的挣扎。但是这部小说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便是三种叙述声音的结合，尤其是作者型叙述声音与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巧妙结合，几乎每个章节都存在作者型叙述声音。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之间总是渗透着作者的声音，作者以全知的视角来给读者叙述故事，而其全知的视角会让读者更加信服（惠莉君194）。这样的模式在短篇《郁金香》中尤为典型——作者不仅以旁观者视角冷静勾勒拉金(the Larkins)一家因儿子多伊尔(Doyle Larkin)弑母犯罪陷入破碎生活，更深入奥丽芙的内心，将其与丈夫隔阂的无奈、对儿子疏离的隐痛，乃至对自身角色的反思，都置于全知视角之下，同时穿插着丰富的个人型声音与集体型声音，从而使个体的家庭困境成为小镇平静表象下暗流涌动的缩影。

首先，露易丝·拉金(Larkin Louise)与奥丽芙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交织，体现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规训下的煎熬与挣扎。露易丝向奥丽芙控诉丈夫的虚伪，“‘看上去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善’，露易丝说，‘但那只是他的伪装’（伊丽莎白·斯特劳特196）”，这一控诉充满怨恨，同时也体现露易丝对其家庭真相的清醒认知，打破了小镇居民眼中昔日完美家庭的表象。露易丝对奥丽芙说起丈夫罗杰(Rodger Larkin)曾跑去班戈投奔他的情人一事时，只是“莞尔一笑”（斯特劳特197），在她进一步说出两人私通的结局即罗杰这个“可怜的家伙”被情人拒绝时，露易丝“又是一笑”（197）。这两处“一笑”如同面具，掩盖了她内心的羞辱与痛苦，但正是因为这种轻描淡写，丈夫的背叛让露易丝直抵悲剧婚姻的深渊。在露易丝眼中，家庭生活的一切就像一场滑稽的闹剧，而她的笑正是对生活中种种无常与荒谬的妥协，她的叙述也揭开了婚姻的虚假，指向丈夫这一男性角色在家庭中的情感缺位。此时“女性角色不再是被书写的客体，转而成为主动讲述的主体。”(王苇150)此外，她也抨击了社会将家庭危机归咎于女性的惯性思维。“冷血，那是个冷血的男人。呵……可是没人在意，人们只责备做母亲的，你知道。他们永远、永远、永远都把一切归咎于母亲。”（斯特劳特196）三个 “永远”表明在露易丝的儿子多伊尔犯罪之后，小镇的流言蜚语更多地将对孩子监管不周的责任归咎于女性而非缺席的父亲罗杰，这样的重复强化了她对社会对女性偏见的绝望控诉，暗示女性在家庭悲剧中常成为矛盾直指的首要对象的艰难处境。露易丝的痛苦来源于丈夫的失责和社会的苛责，这种双重痛苦不仅指向她个人的婚姻，同时也上升到了对“母亲”这一身份的反思。由此，她的个人叙述声音既是对自身遭遇的辩护，也是对所有背负这一罪名的女性的共情，也因此引发了奥丽芙对自身婚姻与母子关系的思考。

奥丽芙对露易丝的指控表示默许，她能感受到露易丝笑容背后的苦涩，这种苦涩与她自己婚姻中隐藏的愤怒、孤独与无奈产生了共鸣。她回忆起年轻时家庭生活带给她的感觉，“她隐约记得，自己年轻时曾觉得家庭生活沉闷无聊，吼叫过——‘我讨厌当个奴隶！’而当时，年幼的克里斯托弗就在一旁垂头躲避。但也可能是她记错了，她并没有吼过那句话。”(193)此处奥丽芙对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受到压抑的呐喊是她内心深处对家庭束缚以及社会规训的反抗，幼年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Kitteridge）“垂头躲避”的画面，暗示奥丽芙身上的控制欲，但同时也暗含着她多年后回忆此事时的愧疚，这与露易丝控诉社会将责任都归咎于母亲形成呼应，暗示两人同为家庭权力结构的受害者。另外，此处也存在作者型叙述声音，一方面让人看到奥丽芙年轻时确实受制于“沉闷无聊”的家庭生活的客观情况，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奥丽芙回忆的模糊性。不过尽管作者证实奥丽芙记忆的不可靠性，读者依然能从奥丽芙或未真正喊出的心声领会到她在婚姻中的压抑。

二、作者型叙述声音的介入：女性的隐痛、孤独与自省

由此可见，在露易丝与奥丽芙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之时，作者型叙述声音也如影随形，这是这部小说的明显特点之一。露易丝的心声让奥丽芙的思绪开始蔓延，在回忆中奥丽芙发出了一些个人型叙述声音，同时无处不在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让奥丽芙对丈夫中风的苦楚和儿子疏离的隐痛更是暴露无遗。亨利(Henry Kitteridge)中风后，奥丽芙每天都要去养老院照顾亨利，跟他说话，但此时的亨利已经失去语言和行动能力，这让奥丽芙感觉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石沉大海。“没有亨利在旁——那个一路走、一路说话的亨利——听她诉说，她难过得仿佛在这个早晨又经历了一次亨利中风、离她而去的伤痛。”(203)这里全知视角的描述表明奥丽芙失去了往日交流和倾诉的对象，不仅揭开了奥丽芙内心的伤痛与孤独，更强化了常人无法躲避衰老和疾病的宿命，从而使奥丽芙与亨利退休后的个体经历更具有普遍性，成为众生生活的一部分缩影。在与儿子克里斯托弗的交流中，奥丽芙也因儿子对父亲惨状冷漠的态度和对家庭的疏离而感到悲伤。奥丽芙尝试与疏离的儿子克里斯托弗电话联系，试着聊一些生活的日常，聊奇怪的露易丝邀请自己去做客的趣事，却遭到儿子的无视与嘲讽，此时“一阵痛楚像绽开的松果一般，在她胸骨底下蔓延开来。”(193)在此作者运用第三人称，描绘了奥丽芙的身心感受，说出了奥丽芙未能直接表达出来的隐痛：她与儿子之间一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这种隔阂尤其在两人拉开更远的地理距离时加剧。事实上奥丽芙与儿子的隔阂并非是因为儿子远走——奥丽芙一直生活在目睹父亲自杀的阴影之下，将焦虑、抑郁、暴躁的情绪投射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他们之间的隔膜笼罩了克里斯托弗二三十年的人生。但奥丽芙对儿子的爱是深切的，尤其是在她从中年步入老年的阶段，她试图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和儿子更加亲近，只不过此时的两人还没能更近一步。

面对亨利中风与儿子远走他乡的孤独现状，奥丽芙的思绪因为儿子的一张照片变得更加浓稠。“她都已经忘了他曾经天使般的模样——像个新孵出的小动物，皮肤还没完全长好，通体闪闪发光。你将会娶一个怪兽，而她会离开你，奥丽芙在心中念道。你会横穿全国，搬到这块大陆的另外一段，令母亲心碎。她关上抽屉。但你不会拿刀连捅一个女人二十九次。”(208)此处的叙述混合着作者型叙述声音与个人型叙述声音，“她都已经忘了他曾经天使般的模样”“她关上抽屉” 等表述，都从客观视角描述奥丽芙的动作与状态，属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范畴。“天使般的模样” 是奥丽芙对儿子纯真童年的眷恋，这种全知视角下的奥丽芙尽显温柔的慈母形象。而在奥丽芙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中，她温柔的情感表现突然转变为赤裸锋利的指责，读者能够感受到她对儿子婚姻与出走的选择感到强烈不满。“怪兽”是她对儿媳非理性的主观评判，她认为儿子的婚姻失败如离婚、再婚与远离家乡的决定，是被儿媳误导的结果，体现了奥丽芙因孤独产生的心理扭曲，也从侧面反映了她对儿子的控制欲——她更希望看到是的是儿子扎根家乡，婚姻稳定。不过这样的内心独白似乎又恰好符合其性格，作为控制欲强却又情感内敛的母亲，她对儿子的不满难以直接在对话中宣泄，只能在内心呐喊释放，但这种声音却不免有失偏颇，而作者的介入能够让读者保持理智的判断。“她会离开你”“你会横穿全国”这样碎片化的叙述让人感受到奥丽芙内心的混乱与情感失控，与全知视角下的冷静叙述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但你不会拿刀连捅一个女人二十九次”表面上是奥丽芙的内心活动，但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的立场。在先前的故事发展中，文中并未提到拉金夫妇儿子犯罪的具体细节，“二十九次”这一精确的数字实际上是作者借奥丽芙之口传递出来的信息，由此，作者将克里斯托弗与多伊尔的极端行为进行对比，暗示在奥丽芙的潜意识中认为：即便儿子离开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仍比卷入暴力犯罪的家庭“幸运”。同时，这样的表现手法将拉金一家的悲剧与此时奥丽芙的家庭痛楚并置，暗示了小镇居民都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创痛。

在整个小说的设定中，奥丽芙虽然用冷峻的目光和锐利的语言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但她的人格底色是善良的，她的善良不仅体现在隐藏在她锋利之下的同理心，也体现在她善于反思自我。“我本来以为她有多坏？奥丽芙想。（继而又想道：我有自以为是个怎样的人？）”(207)在奥丽芙被玛丽(Mary Blackwell)的友好、亲切和宽容冲击时，奥丽芙开始反思自己对玛丽的负面评价——玛丽透露出露易丝受伤时所在的医院，这在奥丽芙眼里是泄露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奥丽芙此处的心声体现了她并没有在自己的偏见中越走越远，她乐意纠正自己，并延伸至对自我的思考。“我又自以为是个怎样的人”是奥丽芙对自身傲慢与固执的承认和揭露，但这样带有哲学意味的反思自身，恰恰体现了奥丽芙身上深沉的智慧。在本篇的结尾处，在奥丽芙再次意识到自己的荒唐可笑之时，作者又作为故事的旁观者发出了声音，“天底下，在这个陌生、不可理喻的世界上，她以为自己是谁？”(210)作者以全知视角对奥丽芙进行叩问，既是一种批判，也是悲悯。奥丽芙的冷峻与善良，或许是人类找寻人生意义的映射，在我们善良待人的路上，难免因为自身局限而误判他人，而善良的完成往往不是以一种完美的姿态。

三、集体型叙述声音：女性身体与情感的社会规训

本部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克劳斯比小镇，集体型叙述声音必然存在，尤其多出现在一些涉及小镇居民创痛的情节中。仍以《郁金香》为例，其中不乏来自居民们的群体审视和价值判断。故事开篇第一句便是“人们以为，那件事发生之后，拉金夫妇会搬家。”(180)虽然此处采用自由间接引语，发出声音的主体还是小镇居民，所以此处属于集体型叙述声音。通过人们以为拉金夫妇会搬家的集体猜测，突出小镇居民的猎奇心理，而这样的猎奇心理和猜测不止存在于一处，“那时镇上没有一个人不想知道一点儿风声，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180)。透过这样的猎奇心理，可以知道居民们默认家庭解体是家庭成员犯罪——弑母案的必然结果，这更本质地反映了他们都认为遭遇重大创伤就应该离开原来的环境。但是拉金夫妇并没有如他人所猜想的那样做，而是留在了小镇，反而体现了居民们的猜想成了某种扭曲的幻想，掩盖了个体家庭的差异，尽管留在镇上的拉金夫妇从此以后都过着极力隐藏自己的生活。此外，小镇居民的预设也体现了小镇内部处理创伤事件的方式，即逃离，而这一主题可谓贯穿小说中其他所有有关创痛情节的内容，仿佛只有将此类悲剧事件转移至小镇之外，生活才能维持平静与秩序。在本篇中，这样的推测显然没有深入理解拉金夫妇的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许是受经济束缚，或许是创伤后带来了麻木，而这种惯性思维或许同时体现了小镇生活的悲伤底色，充满了暴力、疏离与痛苦。

事实是流言蜚语的产生远不是从多伊尔犯罪事件发生才开始传播，此前小镇居民已经在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露易丝。“露易丝在奥丽芙任教的学校里担任辅导员。学校里一直流传着一些有关露易丝的流言蜚语——话太多，语气常常高兴得过头，脸上浓妆艳抹，身上又穿得花枝招展。”(184)这些对露易丝具体的偏见透露着小镇乃至整个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居民们指责露易丝“浓妆艳抹”本质上形成了对女性身体的某种监控。在小镇这一语境中，女性的外貌与举止必须符合她们各自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更多是一种被规定的僵化的模板。因此当露易丝只是作为一个女性，正常地展现个人魅力时，她的外在和行为都被小镇人视为过火。这种规训不仅针对露易丝，也指向所有女性——居民眼中的奥丽芙高大严肃，不施粉黛，虽然她并没有成为流言对象，但人们眼中的她不论在外表还是性情方面，都不符合社会对女性“柔美”形象的期待。不过，奥丽芙的这一形象也正是对社会审视与规训的挑战。此外，居民的评判也引人发笑，为何“语气常常高兴得过头”成了需要被谴责的因素？或许这背后深藏的是小镇居民“对于快乐的恐慌”。既然话多的人被视为异常，而且这种矛头总是指向女性，那么小镇居民早已认定克制、隐忍的生活方式才应该是女性需要遵循的。由此可见，“话太多”也是安插在露易丝乃至整个女性群体身上的某种“罪名”吗，这一切反映的是集体对真实情感表达的压抑以及对女性的苛责。

四、结论

《郁金香》通过多元叙述声音的融合，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困境。个人型叙述声音如露易丝对丈夫虚伪的揭露、奥丽芙对母子隔阂的痛楚，成为女性宣泄压抑的出口。作者型叙述声音则以冷静的全知视角，将个体苦难升华为普遍的人类困境。集体型叙述声音则暴露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道德绑架。斯特劳特在这部小说中并未塑造“完美女性”，而是通过叙述声音的张力展现她们在婚姻、家庭与社会生活的矛盾与挣扎。奥丽芙的暴躁与温柔、露易丝的笑容与绝望，丰富了女性形象也赋予边缘女性发声的可能，并批判了社会层面安插在女性作为妻子、母亲的罪名。

参考文献：

1. [1] 范湘萍.后经典叙事语境下的美国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2. [2] 惠莉君,杨庆娣.拜厄特《占有》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浅探[J].学术交流,2011(12):193-195.
3. [3] 姜麟.叙述声音、叙述视角中的话语权威与女性意识——《卡洛林·莫当》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12-16.
4. [4] 康燕茹.解读艾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女性主义叙事手法[J].语文建设,2014(23):39-40.
5. [5] 柳青,宫玉波.回归生命的底色——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奥丽芙·基特里奇》探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44-148.
6. [6] 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7] 王苇.论德拉布尔《红王妃》中的多重叙述声音[J].当代外国文学,2020,41(02):148-154.
8. [8] 薛玉凤.《奥丽芙·基特里奇》中的婚恋创伤[J].山东外语教学,2010,31(05):70-75.
9. [9] 央泉,周荷风.原生家庭的创伤——Bowen理论视域下的《奥丽芙·基特里奇》[J].外语与翻译,2018,25(04):53-57.
10. [10] 张永慧.一部女性成长与救赎的见证录——《证言》的女性主义叙事学阐释[J].社会科学战线,2022(08):26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