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不同语言的差异都是文化的差异”这说明语言的本质——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每种语言之所以是不同的，究其原因是受文化的影响。语言不仅可以让人们在基本的日常生活中完成沟通、交流，还可以传递情感，体会语言中的情感表达。除此之外，语言不仅是文化内容的载体，还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通过语言，可以感受到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同时，通过文化也可以感受到语言的魅力。因此，语言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会时时刻刻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制约。在1950年罗常培先生巧妙地将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本著作《语言与文化》，这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语言分析视角，以此全面、完整地研究语言。学者游汝杰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通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并掌握语言表面逻辑和深层文化之间的内涵，从而对语言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

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流行语一直扮演着“时代书写员”的角色，记录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它既是大众话语创新的鲜活成果，也是文化体现与社会心理的浓缩表达。同在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韩国，两国地理位置相近，又有着从古至今文化交流的历史基础，自然，两国在语言文化方面也势必会存在着相似之处。而流行语作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既体现着各自国家文化的独特风格，也展现了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特质。2019–2022年全球经历了国家经济格局的调整等一系列变革，这些社会变革不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变化，更产生出来一些具有本阶段特征的流行语，韩国亦是如此。这些流行语差异与共性背后折射出来两国不同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文化内涵。因此，本文以2019–2022年中韩流行语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语言学视角，通过对两国流行语系统的比较，挖掘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这样可以充分了解中韩两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同时也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两国最新文化的途径。

笔者以语料发布机构的权威性、语料的可信度等方面为基础寻找了中韩两国2019–2022年度的相关流行语，其中中国的流行语是在《咬文嚼字》期刊里面收录的，每年《咬文嚼字》都会举行年度流行语的评选工作，目的就是肯定语言生活中的创造性成果。《咬文嚼字》坚持语言的“社会学价值”及“语言学价值”评价标准进行流行语评选。“语言学价值”的含义是，我们坚持把结构、含义、用法上是否有“创新”作为评选流行语的重要标准，评选出的“流行语”要对我们母语汉语作出贡献，才能推动汉语的健康发展，能为汉语增光添彩。“社会学价值”是指除了对不符合社会道德文明规范部分做价值引导以外，主要考虑流行语必须反映时代特征，为一年的社会生活留下印记；韩国流行语是在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写的《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收录的。通过中韩流行语的比较分析，更有利于对中韩文化产生更清晰的理解。

一、流行语的概念界定

韩国语言学家朴甲洙指出：“流行语是把当时人们关心的各种社会现象用恰当的语言表现出来。”韩国吴银河教授提到“流行语是通过某种事件或社会的热点，媒体传播得到了言众的共鸣，在一段时间内常用的语言。”中国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强调：“流行语是指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一定的地区，在一定的群体中流行的词语”。显然，中韩两国对于流行语这一概念大致上是相同的。流行语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时刻反映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因此我们探究流行语对于理解社会发展和国家文化内涵有着很大的帮助。

二、中韩流行语的语言形式比较

语言形式是语言的表层结构，其包括构词方式、语义演变等方面进行展开探讨，通过语言的表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语言的形态特征和构词方式，对不同的语言也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一）构词方式的比较

构词方式是语言特征的核心，反映了不同语言的形态特征以及语言使用者的创造能力。通过对中韩流行语语料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来探讨中韩两国语言之间存在的异同。

首先，语音构词是利用语音规律如谐音、音近等形成新的流行语，中韩两国均有使用，但是其侧重点不同。汉语流行语中，谐音构词是主要构词方式，并且通常与社会心理结合，使流行语具有趣味性的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传达出情感需求。比如2019年度的“我太难/南了”，用“南”的谐音替代“难”，传达出了“我很难”这一核心语义，麻将牌中的“南风”代指“难”，因此也有人说成“我太南了”，增加了表达的幽默性，也展现出了普通网民希望释放生活压力的心理状态。“霸凌主义”这一词，是由英语“bully”音译而来的，指横行霸道、恃强凌弱，这个词语主要用来指使用霸权的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直接用英语单词英译成汉语既达到了词语表达的效果，同时语言也简洁明了，更有利于人们方便记忆。

韩语流行语中以音近构词为主，将发音相近的词语进行替换，从而形成新的词语含义，充分体现了韩语是表音文字这一特点。如2022年的“tong mojja hatdeu”（一晚上没睡的热狗），利用“tong mojja”（放满芝士）与“tong mot ja”（整晚没睡）的发音相似性，因此“tong mojja hatdeu”也指没有睡好觉的人。利用发音相近的字替换，既达到了词语的表达效果，又有趣以便人们记忆。又如“geu japchae”（本身、自己），以“japchae”（什锦菜）替代发音相近的“jache”（本身），通过文字游戏的形式降低了表达的严肃性，符合青年群体的语言习惯。

其次，在词汇构词方面，汉语流行语多以融合构词为主，既包括了本土词汇的改革创新，也包含了外来词汇的本土化，而韩语流行语则以缩略为主。词汇构词是构词方式里面比较重要的方式之一，中韩两国在词汇来源与构成方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汉语流行语中，本土化词汇的构成方式大多数都是通过复合词来完成的，如“逆行者”（“逆行”+“者”）、“雪糕刺客”（“雪糕”+“刺客”），通过词根组合形成新的语义，既保留了原有词汇的核心意义，又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在外来词本土化中，侧重外来词和本土词的交叉融合，如“硬核”译自英语“hardcore”，最初指说唱音乐风格，后经本土化引申，成为“厉害、刚硬”的代名词，与《流浪地球》所代表的“硬核科幻”文化契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词汇，它们不仅保留了话语的严肃性，又通过大众传播成为社会共识，变得更加通俗化。

韩语流行语的词汇构词大部分则通过缩略的方式完成，体现了韩国的“快快”文化，一种追求高效、简洁的语言需求。如“seuraraebel”（学习生活两不误）是“Study and Life Balance”的音译缩略；“jeomechu”（推荐晚饭）是“jeonyeok menyu chucheon”（推荐晚饭菜单）的缩略；“jungkwoma”（重要的是永不放弃的心）是“jungyohan geon kkeokkiji anneun maeum”的缩略。除此之外，韩语流行语也存在外来词汇直接借用现象，如“ssapaseobeul”（一切皆有可能，“ssap”+possible）、“eontaekteu”（非接触uncontact），直接采用英语或英语音译词，反映了韩国与国际文化的紧密关联。

最后，在语法构词方面，汉语通常选择句子组合构成一个句式结构，韩语流行语的构词中语法构词较少。语法构词的原则和造句的原则一致，通过主谓、动宾等句法结构进行构词。汉语作为孤立语，语法的形态变化很少，通常是由句子的组合和创新来形成新的流行语，如2019年的“××千万条，××第一条”，以固定句式为框架，通过替换核心词汇实现语义的延伸，从《流浪地球》中的行车安全提示语，衍生为“健康千万条，睡眠第一条”等各类生活场景用语，形成了独特的“句式流行”现象；又如2019年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以主谓宾的简单句式，通过重复与对比强化语义，凸显了独断专行的性格特征。

韩语作为黏着语，其形态变化是存在的，但在流行语语料中通过语法构词的方式来组合流行语相对较少，如“yojeum jalja kulnangi”（最近睡得很香的酷猫），通过名词与形容词的组合形成新的语义，语法形态相对简单，未出现复杂的形态变化。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汉语更喜欢句子的组合创新，而韩语则侧重短语的简化。

（二）语义演变比较

语义演变是流行语生命力的体现，人们赋予了词汇原来所没有的意义并应用于实际生活，这种语义的变化会让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汇变得生动有趣，会让人们更加方便记忆与理解。中韩流行语都存在着语义演变的过程，但其中变化的方向是存在着差异的，汉语流行语向着社会内涵进行延伸，而韩语流行语则更加侧重反映生活场景。汉语流行语的语义变化方向朝着社会方向发展，即从一个具体的词汇或者概念延伸为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符号，如“破防”，最初是网游中“突破防御”的专业术语，语义具体且局限于游戏领域，2021年后，语义逐渐延伸为“心理防线被攻破”，既可以指“内心受到伤害后的痛苦”，也可以指“受到触动后的感动”，如张桂梅老师的朴素穿着让网友“破防”，此时“破防”已成为承载社会情感的通用词汇，语义内涵得到极大拓展。韩语流行语侧重生活化，即从宽泛的概念聚焦于具体的生活场景和情感体验，如“eokten”（强装的兴致），是“eokji tensyeon”（强迫自己打起兴致）的缩略，语义聚焦于“对他人话题不感兴趣却佯装感兴趣”的具体生活场景，甚至衍生出反义词“jjin ten”（真心感兴趣），进一步细化了情感表达的维度；又如“tong mojja hatdeu”，从“放满芝士的热狗”这一具体食物，聚焦于“熬夜后疲惫的状态”这一生活场景，语义指向明确且具体。

纵观2019–2022年中韩流行语语料发现，在流行语语义变化的过程中，汉语流行语的语义演变主要是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社会事件的发展推动词汇的意义也不断丰富起来。如“文明互鉴”，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重大场合阐述“文明互鉴”主张，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国际、国内媒体上广泛传播；又如“双循环”，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我国发展做出的调整，使“双循环”有了更深层的意义，也已经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社会关注的词汇。韩语流行语语义变化主要受青年群体的情感需求和生活压力的影响，如“isaengmang”（今生砸了），是韩国20多岁年轻人的常用词，语义源于“对社会压力的极端不满”，反映了韩国青年“三抛一代”“四抛一代”的绝望心理；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语义逐渐固化为“自嘲式的生活态度”，成为青年群体释放压力的语言工具。又如“tangjinjaem”（挥霍的乐趣），语义聚焦于“收入不高的年轻一代用少量开销获取满足感”的心理，反映了经济不景气背景下韩国青年的消费心理与解压方式。

（三）表达特征的比较

在流行语表达的特征中，中韩流行语词汇中表达出了不一样的情感传递，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感受。首先在词汇情感表达方面，汉语侧重于褒贬分明的特征，韩语侧重自嘲中性为主：汉语流行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表达界限分明，且积极情感的流行语占比更高，而且这些词汇往往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契合，如“逆行者”“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等词语均传递出了正能量的态度，消极情感的流行语更多地指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如“996”“内卷”“雪糕刺客”等，引发人们和社会的思考；韩语流行语则更多地通过幽默或者自嘲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情感，如“eoljuka”（冻死也喝冰咖），以夸张的自嘲方式表达韩国年轻人对冰咖啡的偏好，情感中性且充满生活趣味，“usanut”（想笑但是又笑不出来）体现了人们复杂的心理状态，“isaengmang”（此生砸了）虽表面消极，但在使用中多带有自嘲意味，而非纯粹的负面表达，这些特征都反映了韩国青年群体以幽默化解压力的心理调节方式。

其次，在句式方面，汉语更加侧重对仗和韵律，如“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增强传播性和趣味性；韩语侧重句子简洁、清晰，多采用短语和缩略语的形式，如“seuraraebel”（学习生活两不误）“jeomechu”（推荐晚饭）“jungkwoma”（重要的是永不放弃的心）等，这种特征与韩国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关。

三、中韩流行语的文化内涵比较

流行语的语言形式背后，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2019–2022这四年的流行语语料来看，中韩文化差异大有不同。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深层次了解两国的文化、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差异，以便更好地跨文化交流。

（一）社会事件的响应度

流行语作为反映社会事件的一面镜子，它可以很好地展现中韩两国关注事件的种类不同，中国流行语更多地聚焦于国家重大事件与宏观议题上面，展现了“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而韩国流行语则侧重于个人层面的生活事件上，充分体现了韩国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发展。

在中国流行语中，从2019–2022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脱贫攻坚、建党百年等事件滋生出来很多流行语，这些流行语成为构建集体记忆的符号，体现了国家的治理理念；“小康”承载着千年梦想成真的历史记忆，“赶考”则延续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传统的革命精神。这些流行语的共同特点是聚焦于国家的重要事件，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主义传统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观念，永远把自己和国家紧紧地绑在一起，时刻心系天下。

同时，韩国的社会事件比如经济不景气、就业压力大等问题也产生了大量的流行语，和中国的流行语相比，这些流行语更多地聚焦在个人感受层面。如2020年的“korona beuru”（新冠肺炎忧郁症）“jipkokjok”（宅家一族），均反映了疫情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前者记录了疫情带来的心理压力，后者描述了疫情下的生活状态；2021年的“magikkun”（口罩脸），聚焦于疫情期间佩戴口罩的个体体验；2022年的“tong mojja hatdeu”（一晚上没睡的热狗）“yojeum jalja kulnangi”（最近睡得很香的酷猫）是和“睡觉”相关的词汇，展现了个人生活的日常状态；“teureok”（示威卡车），源于游戏玩家的抗议活动，聚焦于青年群体的个体诉求；“isaengmang”（今生砸了），则反映了青年群体对就业压力的个人感受。这种现象体现了韩国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让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状态和情感需求。

（二）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展现民族文化强有力的手段，通过民众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民族的发展和文化内涵。在中韩流行语中反映出来的中韩的价值取向存在着差异，中国凸显集体主义，而韩国呈现出鲜明的个人主义色彩。

在2019–2022年度流行语中，整体展现出来了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的身份认同，更是个体对集体、对国家的支持和奉献。如“逆行者”，不仅指疫情中的医务工作者，更象征着为集体利益挺身而出的个体，体现了“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后浪”，虽聚焦于90后、00后青年群体，但强调的是青年对历史责任与集体使命的承担，“后浪”成为“希望一代”的代名词，体现了个体与时代的紧密关联；“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流行语，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关联，体现了“天下大同”的集体主义视野；“双减”“碳达峰，碳中和”，则反映了国家对集体利益的关注，以及个体对国家政策的认同。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集体至上”的理念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制度教育有着紧密关联，然而流行语的传播恰好为强化集体主义做了媒介作用，同时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

在韩国流行语中，个体主义和自我表达是价值观的核心基础，流行语中大部分都表达了个体的需求以及自我的生存生活状态，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如“kuankku”（自然美），强调个体对自然风格的追求，体现了对个体审美价值的认同；“jamanchu”（随缘相遇），反映了韩国青年对个体情感自主的追求，反对通过相亲等外部方式干预个体的情感生活；“tangjinjaem”（挥霍的乐趣），聚焦于个体的消费体验与心理满足，体现了对个体生活质量的关注；“eokten”（强装的兴致）“usanut”（想笑但是又笑不出来），则细腻地表达了个体的复杂情感，体现了对个体内心世界的重视。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韩国的社会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受到西方国家的个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因此流行语中更加侧重对自我感受以及情感宣泄的表达。

（三）群体心理

在中国流行语中，大部分词汇都传递出了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大众心理，反映出了社会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奋斗价值的认同，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直接传递出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成为新时代的精神口号；“硬核”，从“有难度的事物”引申为“厉害、刚硬”，体现了对专业能力与奋斗精神的推崇；“打工人”，虽最初指在外务工或者从事体力活的人，但在传播中逐渐转化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统称，网络上面经常用“早安，打工人”来进行对劳动者的自我激励；“赶考”，延续了奋斗不息的心理传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当然，也有反应当代青年生活状况的词汇，这些词汇都是带有积极反思层面的含义，如“内卷”，虽指向非理性竞争，但在传播中引发了对理性竞争的讨论，推动社会探索“去内卷化”的路径；“躺平”，虽表面体现不作为的态度，但多数使用者以“躺平”为养精蓄锐，本质上仍是对未来奋斗的准备。这种积极的群体心理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充满活力的种种现实所积累的结果。

韩国流行语中，大都是以自嘲幽默的方式来展现现代人生存的生活压力，体现了他们面临的就业、经济等多重社会压力，因此大众会选择使用幽默的自嘲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以释放压力。如“isaengmang”（今生砸了），以自嘲的方式表达对社会压力的不满，释放内心的绝望情绪；“tangjinjaem”（挥霍的乐趣），通过“少量消费获取满足感”的方式，缓解经济压力带来的焦虑；“eoljuka”（冻死也喝冰咖），以夸张的幽默方式表达生活偏好，转移生活压力；“muyaho”（好开心），则以简单直接的欢呼，释放积极情绪，缓解日常压力。这种现象的呈现和韩国目前经济压力、就业压力等现实紧密相关，流行语成为青年群体的释放压力、实现心理解压的重要途径。

四、中韩流行语差异的文化根源解析

中韩流行语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内涵上有着显著差别显然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首先在文化传统中，中韩文化差异体现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强调“忠”“义”“礼”“和”等传统文化，都体现了以集体为中心，对国家、集体忠诚，以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重，社会和谐相处的整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至今也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流行语中，体现的便是对集体利益、国家发展的关注，以及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传递，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文明互鉴”等流行语，均以集体利益为核心。韩国虽然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也逐渐吸收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形成了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互相融合的文化内涵。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更加强调个体的发展和自我需求的表达，在流行语中，便是对个体生活体验、情感需求的关注，以及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彰显，如“kuankku”“jamanchu”等流行语，均以个体为核心。

其次，在社会结构层面，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结构呈现出“中央集权”的制度特征，官方话语对民间大众有着权威和引导的作用，这种结构在流行语中如“双循环”“中国式现代化”等表现国家层面事件的词汇，由官方提出并传播开来，让广大人民群众也都熟知国家大事。而韩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人民大众甚至青年群体的话语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更侧重个性发展，如“tong mojja hatdeu”“eokten”等，均源于民间且官方参与度较低。

最后，在语言体系层面，中韩两国语言体系的构成是中韩流行语语言形式差异的直接根源，汉语是表意文字，字形与语义二者紧密相连，更加注重韵律和对仗的特点，因此，在汉语流行语的词汇构词上也具有这样的显著特点，注重谐音、复合与句式创新，在表达上注重韵律与感染力，如“××千万条，××第一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而韩语是表音文字，字形与语音紧密相连，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这种语言体系导致韩语流行语在构词上注重音近替代与缩略，在表达上注重简洁与直接，如“tong mojja hatdeu”“seuraraebel”等。

五、结论

本文以2019–2022年中韩流行语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语言学视角构建“语言形式-文化内涵”的双重比较框架，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语言形式层面，中韩流行语呈现出显著差异：构词方式上，汉语侧重谐音，韩语侧重音近替代与缩略；语义演变上，汉语侧重社会内涵延伸，韩语侧重展现生活场景；表达特征上，汉语褒贬分明、注重对仗，官方语言起到主导作用，韩语中性自嘲、注重简洁。在文化内涵层面，中韩流行语的差异更为深刻：社会事件响应上，中国聚焦国家大事，韩国聚焦个人的生活；价值取向上，中国凸显集体主义，韩国凸显个体主义；群体心理上，中国侧重积极进取，韩国侧重压力释放。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语言体系。同时，中韩流行语也存在共性，如均具有时效性、传播性与时代响应性，都时刻反映着社会的变迁。

通过对流行语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好地推动文化传播。流行语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要充分认识到中韩两国在构词、语义和表达上的差异，避免因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导致误解；与此同时，中韩两国各自承载着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认同感，有利于语言学习者对于不同的文化、制度、国家主流价值等方面的学习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1］林继富. 非遗蕴含的“家国同构”文化基因[J].文化遗产,2025(05):1-9.
2. ［2］朱海龙, 张宝婷. 中国共产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演进、实践与要求[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01):67-72.
3. ［3］新华报业网.《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谈2024年十大流行语[EB/OL].(2024-12-06)[2025-12-17]. https://www.xhby.net/content/s6752b943e4b09f022e598afc.html
4. ［4］王悦, 刘扬, 梁启亮, 王涵思. 汉语语义构词的资源建设与计算评估[J].语言文字应用,2023(04):105-117.
5. ［5］贾德仁.近年来的中韩流行语对比研究[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2021(05):206-209.
6. ［6］邢晨. 中韩网络流行语对比分析——以2017—2019年网络流行语为例[J].文化学刊,2021(09):76-79.
7. ［7］周迎霞,牟玉华.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综述[J].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21,41(05):78-85.
8. ［8］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EB/OL].(2020-07-07)[2025-12-19]. 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00707/t20200707_525158045.shtml
9. ［9］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EB/OL].(2019-05-15)[2025-12-19]. https://m.cnr.cn/news/20190515/t20190515_524613615.shtml
10. ［10］朴美玉. 跨文化视角下韩汉网络流行语比较[J]. 青年记者,2015(18):39-41.
11. ［11］陈冬. 集体主义的中西方思想渊源[J]. 理论月刊,2014(05):55-58.
12. [12]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EB/OL].(2014-03-28)[2025-12-19]. https://www.gov.cn/xinwen/201403/28/content_2648458.htm
13. ［13］韩政昊. 韩国与中国的广告表达比较研究[J]. 广告大观(理论版),2011(05):55-62.
14. ［14］张新. 浅谈中日流行语的区别与联系[J].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02):94-96.
15. ［15］游汝杰.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6. ［16］崔志鹰. 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97-102.
17. ［17］萧国政.文化对语法的影响[J].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02):56-60+68.
18. ［18］罗常培．语言与文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