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口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议题。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与婚育观念变迁，养育成本已成为低生育率阶段育龄群体生育决策的核心制约因素。自2016年新生儿数量攀至1786万峰值后持续回落，尽管“全面两孩”“三孩政策”相继实施，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并未如预期释放。相反，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持续攀升，农村家庭更因劳动力外流与公共服务短板承受复合型生育压力，形成“养育成本困局”。《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数据显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为53.8万元，其中农村为36.5万元，而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6883元。高昂的养育成本已成为抑制多孩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农村养育成本分担既关乎乡村振兴人才根基，更直接影响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这一困局不仅弱化农村生育意愿，更从源头上侵蚀乡村人力资本储备。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2024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生育、养育、教育支持政策体系”。上述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宣示，凸显了破解养育成本困局、提升生育水平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重大转折期，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部条件均发生深刻变化。婚育观念转变、育龄人口规模收缩、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上升、平均婚育年龄推迟等多重因素叠加，育龄群体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如何借助综合性社会政策提振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愈显迫切。立足我国人口发展现实需求，完善中国特色生育支持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优化生育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文献综述

一是对家庭养育成本的界定与测度的研究。学界普遍将养育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机会成本）两类。直接成本即经济性支出，涵盖生活开销、教育费用及医疗健康等项目；间接成本则源于女性工作与育儿之间的角色冲突，表现为时间挤占与职业发展受阻，如工作中断、晋升延迟或离职等。另有研究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角度进行区分，其中社会成本指国家和社会为儿童养育所承担的公共支出。当人口规模超出国家生育支持承载限度且成本社会化趋势显现时，建立相应的社会成本补偿机制以分担家庭压力便成为必要之举。

二是基于实证层面对家庭养育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经济层面，人口增长与资源供给的张力推升了住房、教育及医疗价格，构成抑制生育决策的“新三座大山”。房价上涨直接抬高租房与购房成本，进而削弱生育意愿；教育支出的持续攀升亦是重要驱动因素。社会层面，教育竞争的“内卷化”导致投入强度非理性增长，家长长期处于竞争焦虑之中。文化层面，教育普及促使女性生育观念发生转变，传统规范约束力减弱。此外，代际支持、社会保障制定、国家战略导向等也被纳入分析框架，相关研究主张由国家、社会与家庭共担养育责任，重建生育领域的公共属性。

三是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个体层面，生育成本直接作用于生育决策，我国已由“政策抑制”阶段转入“成本抑制”阶段，高养育成本构成低生育率的关键成因。分娩风险、闲暇压缩及职育冲突等隐性成本进一步拉低女性再生育意愿，降低生育成本成为提振生育率的必由之路。国家层面，过高的生育成本弱化了政策效力，亟需通过完善生育假期与补贴制度、实施税收优惠、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多元支持手段减轻家庭负担，激发生育潜能。

综观已有成果，既有研究多聚焦城镇情境下的成本测度、影响因素及生育意愿，而针对农村特殊场域的理论分析框架尚有不足。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劳动力外流并存的双重压力，以及人口流动、宗族伦理与集体资源交互中衍生的独特成本分担逻辑，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本研究聚焦农村家庭养育成本分担困境，旨在明晰不同分担模式的作用机理与现实约束，探寻破解“高成本—弱供给—低生育”困局的优化路径，为推动农村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学理支撑。

二、江西省人口与生育形势概况

（一）出生人口下降较快，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

截至2024年底，江西省人口出生率降至6.65‰，自然增长率为-0.58‰。近十年间，全省出生率降幅达49.62%，自然增长率降幅高达108.33%。全省常住人口年出生数从2015年的59.17万缩减至2024年的30万。住院分娩活产数亦从2014年的65.87万滑落至2022年的30.53万。横向比较，江西人口出生率在中部六省中位列第三，低于河南、安徽，高于山西、湖南、湖北。

（二）育龄妇女规模持续缩小，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

育龄妇女规模持续收窄。2020年，全省各设区市15~49岁育龄妇女占比均不足26%，上饶市排名第九。至2023年底，全省20~45岁育龄妇女为842.26万人，连续十年递减，年均减少近13万人，平均初婚年龄推迟至约26岁。总和生育率方面，2022年降至1.02，低于全国1.15水平；2023年进一步下探至0.89，较2010年下降27.90%，已深陷“低生育率陷阱”。

（三）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截至2023年底，江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06.51万人，占总人口17.81%；65岁及以上人口590.11万人，占比13.03%。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净增296.03万，增幅57.99%；65岁及以上人口净增250.53万，增幅73.78%。分地区来看，赣州、上饶、宜春等人口大市的老年人口规模均超过100万人，其中赣州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35.62万，占全市总人口比重达15.68%。从老龄化发展速度来看，近十年江西省老龄化程度年均提升近0.8个百分点，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农村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占比已超过25%。快速加深的老龄化不仅改变了农村人口结构，也进一步挤压了农村家庭可用于生育养育的公共资源与代际支持资源，对农村家庭再生育意愿形成间接约束。

三、农村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影响生育意愿的内在机制

重构亲职角色、代际合作育儿、购买市场外包服务与村社共同体协同养育这四种分担模式，分别从父职参与、祖辈支持、市场购买和村集体补充等维度应对养育挑战。然而，在城乡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供给薄弱、传统生育观念弱化以及青壮年外出务工日益普遍的叠加约束下，上述分担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深层困境。这些困境通过亲职压力累积、竞争焦虑传导、市场成本梗阻和村社资源空转四条机制，催生情绪焦虑、代际剥削、经济压力与信任焦虑，最终促使农村家庭“不敢生、不想生”的集体心理，对生育意愿形成持续的抑制效应。

（一）亲职压力累积机制：双角色冲突与资源挤占

亲职双方被深度卷入精细化、全程化的养育活动中。从产前阶段起，家庭便开始密集教育投入，涵盖胎教、学区房选择、课外辅导与兴趣班等多元化投资项目。父母不仅需要支付高昂费用购买各类教养服务，还需付出大量时间陪伴子女学习与成长，个人闲暇高度让位于子女教育安排，职业发展与经济收入均受到严重束缚。伴随教育减负政策推行，部分学校职责向家庭转移，家长被迫深度参与子女教育全过程，且呈现显著低龄化蔓延趋势。职业身份与亲职身份的双重重压，使年轻父母长期承受情绪焦虑，产生负面的养育体验。此外，随着父职深度卷入家庭养育，“父职惩罚”亦开始显现——父亲在分担育儿责任的同时，同样面临职业发展受阻与身心消耗的双重代价，双亲在教养责任与工作生计之间持续紧张。

现实生活中，这一机制在农村家庭中日益普遍。近年来年轻母亲返乡陪读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农民家庭分工模式正从传统的“一家两制”向“一家三制”转变——年轻母亲返乡承担陪读任务，年轻父亲独自外出务工维持家庭经济来源，中老年祖辈则在后方为子代提供经济和照料支持。这一分工的实质在于：它将父母双双卷入教养责任，母亲承担核心陪伴与教育督导，父亲承受远距离务工的经济压力与家庭分离的情感代价，家庭资源被高度集中于子女教育。在此格局下，多一个子女便意味着需要追加一轮同样沉重的时间与经济投入，家庭生育决策自然趋于收窄。基于养育资源集约化配置的理性考量，农村家庭生育决策呈现“质量优先”导向，倾向于压缩生育数量、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少数子女的密集教育，以应对沉重的教养负担。这种以质量替代数量的策略选择，构成了现阶段抑制农村生育意愿回升的直接动因。

（二）教育竞争焦虑传导机制：内卷的代际传递与代际剥削

全社会教育“内卷”程度持续加剧，中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远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且分布不均，社会上升通道明显收窄。在此背景下，“80后”“90后”作为当前农村核心育龄群体，亲身经历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城乡发展差距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迫切希望通过高投入实现子代社会竞争力的代际跃升：一方面坚信“读书改变命运”，不断加码教育投入，高度重视子女学业成绩；另一方面又担忧子女沦为“小镇做题家”，在课余时间广泛报班培养多元技能，以期孩子更好适应社会灵活多变的发展需求。由此，他们长期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竞争焦虑状态——既怕投入不够让孩子掉队，又怕方向不对让努力白费。

农村育龄人群普遍外出务工、从事非农就业，子女日常照料重担不得已交由祖辈承担。而祖辈因文化水平有限、育儿观念相对陈旧，难以满足当前“内卷式”教育竞争对专业化教养的要求——早期养育资源匮乏，照护条件有限，老人精力不济，既缺乏科学喂养知识，也不擅长通过现代养育方式引导孩子认知与语言发展。这导致农村家庭在子女养育上对家庭资源和教育投入的需求愈发迫切，不仅让年轻父母面临更为沉重的竞争焦虑，也使本应安享晚年的祖辈承受严重的“代际剥削”。这就导致农村家庭中代际资源呈现单向流动，祖辈为子代付出大量经济与照料成本，自身却难以获得对等的养老回馈，形成一种代际之间的付出与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格局。在竞争焦虑与代际剥削的双重压力叠加之下，农村育龄人群倾向于通过减少生育数量、少生优生来缓解养育负担，直接导致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进一步加剧农村“少子化”问题，严重弱化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市场组织化成本机制：成本私人化与收益社会化错配

面对亲职双方深陷工作—家庭平衡难题、祖辈代际照料无法满足专业化教养要求等困境，引入市场化托育及教育辅助服务本是弥补家庭照料能力短板的重要途径。通过专业化服务将隔代照料的体力负担转化为机构支持，填补代际养育的知识鸿沟，本可缓解“育儿捆住劳动力”的生存悖论与“养育能力不足”带来的竞争焦虑。然而，农村地区普惠性托育机构严重匮乏，市场化服务成本高昂。许多农村家庭虽有托育需求，却因价格门槛被排斥在服务之外，入托率受限。原本旨在缓解养育压力的市场服务，反而成为新的经济负担来源。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成本与收益的结构性错配。随着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子女养育的边际收益（如未来劳动力素质提升、养老基础支撑等）日益社会化，子女养育公共品属性凸显；但高昂的托育教育直接成本以及亲职因育儿放弃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仍几乎由家庭独自承担，形成“养育成本私人化与养育收益社会化”的严重失衡。儿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养育行为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投资”逐渐转向“社会投资”属性。仅靠家庭独自负担的养育模式，既违背“谁受益谁分担”的公平原则，也使家庭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深感养育负担沉重且不公，从经济理性上直接挫伤生育意愿，导致农村家庭被迫走向“不敢生”的现实选择。

（四）村社资源空转机制：集体功能缺位与地缘互助失灵

村社共同体协同养育本可依托地缘纽带与集体资源禀赋，通过资源共享弥补家庭资源差异，有效缓解代际照料形成的“代际剥削”，并补充市场托育服务，从而提振农村生育意愿。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这一模式普遍因集体资源动员能力不足、服务供给权责模糊、缺乏透明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导致集体养育功能陷入空转。具体表现为：村集体无法有效整合和利用资源为养育服务提供支持；养育服务供给内容零散、效率低下，难以匹配家庭实际需求；资源使用过程不透明，公平分配难以保障。地缘协助机制因缺乏科学有序的组织管理而难以充分发挥补充作用，本应具备的支持功能有名无实，难以提振农村家庭生育信心。

只要村集体能够有效动员资源、明确服务权责、建立透明规范的运行机制，地缘互助的养育支持功能便能够被激活，为农村家庭提供实实在在的养育减负。正因如此，优化村社共同体协同养育模式，将当前空转的集体资源转化为科学有序的养育支持，对于缓解农村家庭养育压力、提振生育意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四、政策建议

（一）重塑养育文化：养育压力“主动释”

一是倡导科学育儿观。激发“生”的意愿需破解“育”的难题。应倡导夫妻平等育儿，减轻母职负担，避免密集型养育；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促进家校沟通与亲子互动，缓解家长焦虑；鼓励年轻父母借助网络课程等途径提升科学育儿能力。二是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型社会需重构婚育文化，培育积极婚恋观与家庭观。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育友好基因，通过文化墙、模范评选、村规民约等乡土载体加强宣传，引导村民树立新时代文明生育观。

（二）多方协同发力：竞争焦虑“源头疏”

一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优质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实现师资轮岗与课程共享；搭建在线教育平台，向农村免费开放名校课程；借鉴新加坡经验，向多子女家庭倾斜优质教育资源，缓解教育焦虑。二是改革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唯分数论。构建知识、素质、技能并重的多元评价体系，借鉴德国双元制拓宽职业教育通道，引导家庭理性培养，避免非理性教育竞争加重养育负担。三是强化祖辈育儿支持。针对祖辈育儿短板，在村级活动中心开设育儿课堂，讲授科学育儿知识；政府与公益组织联合提供硬件支持，改善代际照料条件，减轻“代际剥削”。

（三）多维经济帮扶：经济负担“全面降”

一是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当前入托率仅5.5%，解决“养不起”方能提振生育意愿。将农村托育纳入公共服务，设专项资金降低运营成本；以优惠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多元供给格局；定向培养本土托育人才，确保人才留得住。二是实行阶梯式养育补贴与税费减免。根据家庭状况设置差异化补贴；探索“二孩”“三孩”生育津贴及教育医疗费用个税抵免；对保障生育权益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降低女性就业歧视风险。三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降低参保门槛，对困难家庭予以补贴；加强参保宣传，扩大覆盖范围；提高报销水平，扩大报销范围。推动养育成本社会化，减轻企业与家庭负担。

（四）盘活村社资源：照料缺口“有效补”

一是加强村集体资源整合能力。将养育服务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盘查闲置资源建立台账，依托文化中心等场所设立儿童活动设施，改造闲置资源为普惠托育点，组建互助育儿队伍。二是明确村集体权责清单。制定权责规范清单，厘清组织协调、资源提供、服务监督等责任边界，建立“乡镇指导—村委实施—社会支持”协同机制，填补照料空缺。三是构建监督评估体系。成立多主体监督委员会，定期公开资源使用信息；建立量化评估指标，结果与干部绩效挂钩，确保资源公平有效利用。

（五）保障职场权益：工作家庭“两不误”

一是健全女性就业保障机制。女性面临生育对就业的“惩罚效应^[44]与就业对生育的“抑制效应”，最终导致人口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同步下降。应完善生育假期制度，加强执行监督；保障产后返岗权益，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女性就业竞争力。二是营造生育友好职场环境。用人单位应推行弹性工作制，参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配备母婴设施，营造积极文化氛围，激发员工生育意愿，助力实现“生得起、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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