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街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基础与神经末梢，是连接民生需求与政策执行的关键枢纽，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社会稳定、民生福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网格化治理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创新，通过空间单元细分、治理责任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有效破解了传统社区管理粗放、响应滞后、覆盖不足等难题，成为推动治理重心下移的标志性实践。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向纵深推进，大数据、移动政务、智能终端、数据中台等数字技术加速向基层渗透，为街道治理带来流程再造、协同联动、精准服务的全新可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将数字化、网格化、精细化绑定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方向。在政策与技术双重驱动下，全国各地纷纷推进智慧街道、数字网格、一网统管等平台建设，力图以技术赋能打破条块分割、提升服务效率、化解治理矛盾。然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于街道网格化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制度适配不足、技术供给错位、主体能力不均等困境。因此，深度刨析数字赋能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和路径创新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

一、研究综述

我国网格化治理从2004年北京东城区的城市管理探索起步，历经地方实践、国家顶层设计推动，逐步从城市管理工具拓展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完成了从传统人工网格向数字化、智慧化网格的转型，治理重心也由管控转向服务。网格化治理通过科学划分网格单元，实现对网格内人、地、事、物、组织的全覆盖，在基层实践中承担着精细化管理、资源整合、民生服务、风险防控、数字载体五大核心功能，是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实现治理重心下移的关键载体。然而传统网格化治理运行短板显著，整体效能受限，行政化色彩浓厚，形成治理的信息孤岛，网格员队伍的专业能力难以支撑治理需求，技术与服务双重不足，形式主义问题较为突出。

数字技术为破解传统网格困境提供了核心支撑，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智能研判与平台协同，可有效打破条块壁垒、提升响应速度、减轻基层负担、拓宽参与渠道，推动网格化治理向精准化、高效化、人本化转型。数字赋能虽成效显著，但实践中仍面临多重制约。数字赋能网格化治理在实践中仍面临三重制约：制度适配不足，治理效能受限，技术供给易产生数字形式主义，主体能力不均，数字鸿沟与保障短板问题突出。

学术界围绕数字赋能社区精细化治理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的实践错位现象，文献多数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工具，而忽视了其作为重塑治理理念、主体关系的深层意义，未能充分揭示技术与基层社区生态互构的复杂性。此外，现有研究实践丰富但理论薄弱，但对数字化与网格化融合的内在逻辑研究较为缺乏。

二、个案呈现：X社区数字赋能网格化治理的探索

X街道是乌鲁木齐市典型的老旧小区集中、流动人口规模大、老年人口占比高、多民族互嵌式居住的复合型街道，辖区总面积约12.66平方公里，下辖8个社区与1个行政村，实有人口73321人，其中流动人口46852人，占比高达63.9%；60岁以上老年人口9532人，占比13.0%；少数民族人口27910人，占比38.07%，呈现出流动人口多、老年群体多、低收入群体多、民族结构多元的显著特征。近年来，X 街道以党建为统领，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依托市级、区级统建数字治理平台，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网格化治理全流程，在网格重构、数据赋能、流程再造、多元共治等方面开展系统性实践，为数字技术赋能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基层网格化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

（一）党建引领的网格化体系建构

X街道将制度创新作为数字技术落地的前提，通过组织体系重塑、权责边界明晰、协同机制完善，主动吸纳并适配数字治理运行逻辑。一是优化网格单元设置。按照“规模适度、边界清晰、便于管理、服务高效”的原则，将全域科学划分为若干基础网格与专属网格，把楼栋、院落、商户、重点场所全部纳入网格管理，实现“人、地、事、物、组织”全要素入网。二是健全党建引领组织体系。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联动体系，推动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党员沉在网格中、服务落在网格里，以组织优势引领数字治理方向。三是建立权责清晰的运行机制。明确网格员信息采集、隐患排查、诉求收集、服务代办、政策宣传等核心职责，推行“网格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模式，赋予基层网格协调联动权限，破解条块分割、权责不对等难题。四是完善闭环处置与考核激励制度。建立“当日受理、限时办结、及时反馈、全程监督”的诉求响应机制，将问题解决率、居民满意度纳入核心考核指标，弱化过度留痕要求，切实为基层减负增效。

（二）技术赋能的网格化治理

数字技术在X街道并非简单工具叠加，而是通过平台整合、数据互通、智能应用转化为可落地、可执行的治理能力，推动治理结构扁平化、服务供给精准化、事件处置高效化。一是搭建一体化数字治理平台。整合政务服务、流动人口管理、安全隐患排查、矛盾纠纷化解、便民服务等功能，实现多网合一、一端统管，减少网格员多平台重复录入，提升工作效率。二是实现基础数据动态采集与共享。以数字化电子底册替代传统纸质台账，对人口信息、房屋信息、特殊群体、商户信息进行实时更新、动态管理，推动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复用，从源头减轻基层负担。三是推动诉求处置智能化、闭环化。开通居民线上上报、随手拍、在线咨询等入口，平台自动分拨、智能派单、限时处置，形成 “发现-上报-分派-处置-反馈-评价”完整闭环，实现小事快办、大事联办。四是拓展精准化便民服务场景。围绕一老一小、流动人口、低收入家庭等重点群体，推出线上代办、政策推送、缴费服务、关爱提醒等数字化服务，推动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推送的转变。

（三）多元力量共建共治格局

数字技术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渠道，推动网格员、居民、物业、商户、社会组织协同发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一是网格员成为数字治理一线枢纽。网格员熟练运用数字终端开展日常工作，承担信息采集、巡查走访、服务代办、事件上报等职责，成为连接平台与群众的关键纽带。二是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通过手机端即可参与议事协商、报事报修、志愿服务、意见反馈，参与渠道更便捷、参与成本更低，居民主体意识显著增强。三是社会力量有效补充治理力量。吸纳物业人员、志愿者、新就业群体、周边商户参与网格治理，拓展信息收集、隐患上报、便民服务渠道，弥补社区人力不足。四是部门联动实现高效协同处置。依托数字平台实现街道、社区、职能部门数据互通、任务流转、联合处置，打破信息壁垒，提升复杂问题协同解决能力。

三、X街道数字技术赋能网格化治理的制约因素

（一）科层制下权责配置失衡造成行动者运行困境

在条块分割的治理结构下，基层网格仍处于责任下沉、权限上收、任务泛化的处境。一方面，网格职责边界模糊，网格员承担信息采集、隐患排查、民生服务、流动人口管理、民族融合促进、重点人群关爱等多项事务，但缺乏必要的协调权、处置权与调度权，面对跨部门、跨领域事项只能上报流转，难以实现快速处置，形成看得见、管不了、协调不动的治理盲区。另一方面，数字化考核一定程度异化为痕迹导向，部分工作以平台打卡、数据填报、照片上传为核心指标，加剧网格员事务性负担，催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挤占入户走访与服务群众的时间。此外，街道与社区人员编制有限、任务总量持续增长，专业数字人才储备不足，网格员队伍稳定性与专业化程度难以支撑高质量数字化治理需求。

（二）数字技术与治理场景适配不足造成应用困境

数字平台在落地过程中仍呈现通用性强、针对性弱的特点，与X 街道流动人口密集、老年人口占比高、多民族共居、保障房集中的特殊场景匹配度不足。一是平台适老化、简易化改造滞后，操作流程复杂、界面不够友好，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使用难度大，数字鸿沟明显，与辖区老龄化、流动性强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二是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部门间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不充分，网格员仍需在多个系统间重复录入信息，未能真正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复用。三是平台功能偏向管理端，面向居民的便民化、互动化、民族化场景开发不足，对流动人口服务、就业帮扶、文化融合、矛盾预防等特色需求响应不够，技术赋能一定程度上呈现悬浮化。

（三）多元主体协同不足造成共治落地困境

数字化治理的效能高度依赖主体协同，但X街道受人口结构、参与习惯、资源条件影响，多元共治仍显薄弱。其一，网格员数字素养参差不齐，部分人员对数据应用、智能分析、复杂流程操作不够熟练，难以将技术工具转化为治理能力。其二，居民参与呈现明显分层，年轻人参与便捷高效，老年人、流动人口、低收入群体参与渠道有限、意愿不强，数字红利难以普惠。其三，社会力量参与制度化程度不高，物业、商户、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多以临时性、活动式参与为主，缺乏稳定的激励机制、反馈机制与保障机制，多元共治的内生动力不足。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生活习惯、语言沟通、文化认同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协同治理与共识凝聚的难度。

四、结论与讨论

X街道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网格化治理以党建为引领、以平台为支撑、以网格为载体、以多元共治为方向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推动基层治理流程再造、服务提效、资源整合，尤其对流动人口密集、多民族共居、保障房集中的复合型街道具有显著适配价值。但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不能仅依靠技术投入与平台建设，更取决于制度能否为技术提供适配空间、技术能否贴合基层真实场景、行动者能否形成协同合力。从实践困境看，X街道所面临的权责失衡、技术适配不足、主体协同不够等问题并非个例，而是西部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共性挑战。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赋能网格化治理必须立足边疆地区人口结构、民族分布、治理任务与资源条件走本土化、场景化、精细化路径。未来推进X街道及同类地区数字赋能网格化治理，可从三方面重点突破。

首先，以制度调适为基础，理顺权责关系、减轻基层负担。通过清单化明确网格职责边界，赋予基层必要的协调权限与联动保障，健全网格吹哨、部门报到的制度化运行机制。优化考核导向，弱化痕迹管理，强化问题解决率、居民满意度、民族团结融合实效等核心指标，真正为基层减负增效。

其次，以技术适配为关键，推动平台向实用化、适老化、特色化升级。聚焦老年群体、流动人口、多民族居民的真实需求，简化操作流程、完善语音辅助、多语言提示与代办服务，切实弥合数字鸿沟。统一数据标准、打通部门壁垒，实现 “多网合一、一端通办”，围绕就业服务、矛盾调解、文化浸润、民族互嵌开发特色场景功能，让技术更接地气、更贴民生。

最后，以主体协同为支撑，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格局。加强网格员数字化能力与民族工作能力双重培训，提升一线治理专业化水平。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参与渠道，保留线下服务窗口与代办服务，通过积分激励、邻里动员、志愿帮扶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吸纳物业、商户、新就业群体、社会组织常态化参与治理，把数字治理与互嵌式社区建设、文化润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共居、服务共享、活动共融中深化认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1] 侯甜甜,曹海军.中国城市网格化管理研究回顾与前瞻——基于“六何”分析框架的探讨[J].城市问题,2022(07):94-103.
2. [2] 吴晓燕,关庆华.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J].理论探讨,2016(02):147-152.
3. [3] 王佃利.平台驱动的治理创新:网格化治理的功能拓展[J].求索,2024(02):82-89.
4. [4] 侯甜甜,曹海军.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居民满意度何以提升？——基于S市的实证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23(11):29-38.
5. [5] 陶振.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15(02):78-85.
6. [6] 朱瑞,崔欣雨.网格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变革、问题与建议[J].社会治理,2024(05):64-73.
7. [7] 娄源功,钟晴.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表征、原因与防治[J].人民论坛,2024(08):71-73.
8. [8] 张国磊,刘俊茹.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与基层网格化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桂东P区的调研分析[J].学习与实践,2024(09):32-41.
9. [9] 陈国青,任明,卫强,等.数智赋能：信息系统研究的新跃迁[J].管理世界,2022,38(01):180-196.
10. [10] 袁方成,李瑞浩.机制耦合视域下基层数字治理困境的生成逻辑[J].中国行政管理,2025,41(12):10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