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乡村振兴与交通强国两大战略交汇实施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激活农村创业活力、构建“造血式”致富机制，已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核心命题。传统农户长期面临“有钱不会贷、有货运不出”的双重困境——金融素养的薄弱使其难以撬动正规信贷资源，交通基础设施的滞后则制约着创业产品向市场的通达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双重困境制约下的农村创业梗阻

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如何让广大农户具备“造血式”的自身发展能力，已替代单纯的收入增长，成为衡量乡村振兴成效的新坐标。创业，作为农户跨越“生存型”自给经济、迈入“经营型”市场经济的关键一跃，理应是乡村振兴最强劲的内生动力。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相当一部分有意愿、有想法的农户，长期被卡在创业的起点上，迈不出关键的第一步。

究其原因，有两个瓶颈尤为顽固。

第一个瓶颈是“钱从哪来”。创业需要启动资金，而中国农户长期以来面临严重的金融排斥。正规金融机构出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控制的考虑，倾向于将信贷资源投放给有稳定收入来源、有固定资产抵押的群体，而普通农户恰恰缺乏这些条件。这意味着，即使一款贷款利率优惠、期限合理的助农信贷产品摆在面前，如果农户不知道如何申请、不清楚贷款合同的条款、不了解如何维护个人信用记录，那么这款产品对他而言仍然是“看得见摸不着”的存在。这种基于认知能力的金融排斥，比基于资产条件的金融排斥更具有隐蔽性，也更难以通过简单的资金投放来破解。

第二个瓶颈是“货往哪去”。创业归根结底是一场市场行为，产品必须卖得出去、卖得上价，创业才能持续。然而，大量农村地区长期受制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滞后：一条未硬化的泥路、一座年久失修的危桥、一条只能缓慢通车的狭窄村道，都有可能成为横亘在农户创业梦想面前的“天堑”。其后果是多重的：原材料购进成本被高估，产品外运物流成本被叠加，市场半径被压缩在本村本乡，信息流动阻滞导致产销脱节。可以说，金融素养解决的是“能不能启动”的问题，而交通条件解决的则是“能不能做成”的问题。

这两个瓶颈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金融素养偏弱的农户即使身处交通便利的村庄，也未必能够有效利用路网红利去开拓市场；道路不通的农户即便金融素养较高，也可能因为产品无法高效流通而在创业中败下阵来。更深层的问题是：现有的农村创业促进政策，往往在这两个维度上各自发力——金融主管部门着力推进普惠金融和信贷下乡，交通部门专注于实施农村公路建设和提档升级，农业部门主要负责提供产业指导和技能培训。三者之间缺乏统一的逻辑框架和有效的政策协同，导致“钱到了人不会用、路修了货运不出”的尴尬局面反复出现。这种“各扫门前雪”式的政策供给模式，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整合，从实践中寻求突破。

这正是本研究试图回应的核心问题：金融素养的改善与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否以及如何共同作用于农户创业？二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又如何折射出乡村振兴与交通强国战略之间的深层逻辑？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逐层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二、理论锚定：金融素养、农村路网与乡村振兴的战略逻辑

要理解金融素养与农村路网如何共同作用于乡村振兴，首先需要厘清这两个要素在经济发展理论谱系中的位置，以及它们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金融素养：从“金融排斥”到“金融赋能”的能力跳板

在既有研究中，金融素养通常被定义为一种理解并有效运用金融知识的能力。经济学家的开创性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实质上是一种特定领域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影响个体的储蓄习惯、投资决策和风险分散行为，对家庭财富积累产生深远影响。将这一逻辑延伸到农村场景，可以对金融素养的作用作出更为具体的阐释。

对于中国农户而言，金融素养的意义远不止于“懂一点金融常识”。在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极为严重的环境下，金融素养发挥着三重独特功能：第一，它在本质上发挥了“信号筛选”的作用——具备较高金融素养的农户，往往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出真正适合自身创业项目的信贷产品，从而跨越信贷选择上的信息鸿沟；第二，它起到了“信用背书”的效果——懂得维护信用记录、熟悉贷款审批流程的农户，在银行信贷员的评估体系中天然占据优势，从而更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创业资金；第三，它还具有“风险护盾”的价值——具备风险识别和资产配置能力的创业者，在面临市场波动、经营困难时，能够更从容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降低创业失败的概率和返贫的风险。从更理论化的视角看，金融素养的作用机制本质上是一个从“外部金融资源”到“内生创业能力”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动态的 “金融赋能”。在这个过程中，正规信贷可得性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金融素养较高的农户，更容易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概率获得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从而突破创业的资金门槛。然而，仅有信贷资金的注入远远不够——创业资金的利用效率、创业项目的市场转化能力、创业收入的可持续性，还受到诸多外部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其中，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是尤为关键的一环。

（二）农村路网：从“物理通道”到“经济动脉”的基础设施红利

如果说金融素养解决的是创业活动的“造血”能力，那么交通基础设施解决的则是创业活动的“循环”能力。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出发，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三大渠道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一是交易成本降低效应，即便捷的公路网络能够显著降低原材料采购和产品外运的物流成本，直接提升创业项目的利润空间；二是市场半径拓展效应，即良好的交通条件使农户的产品可以跨越本村的狭小市场，进入更广阔的县域、区域乃至全国市场，从而获得更稳定的销售渠道和更有利的定价条件；三是信息溢出效应，即交通便利性的提高促进了人口、信息和技术的双向流动，农户可以更快地获取外部市场需求信息、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甚至吸引返乡创业人才和外部资本进入。一项基于“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证实，农村公路建设能够使农村居民收入显著增长5.01%，其中，非农就业、技术采用和产业发展构成了最主要的传导路径。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该研究同时揭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金融资源和数字基建越好的地区，“四好农村路”建设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越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这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创业促进效应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金融资源的可及性、农户的金融能力等因素形成了正向协同。换句话说，当农村居民既具备一定的金融素养，又能够享受到便捷的交通条件时，创业的“成功率放大器”才得以充分启动。

（三）政策合流：乡村振兴与交通强国的战略交汇

将上述两个维度的理论分析置于当前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发现一个深刻的逻辑脉络：乡村振兴战略与交通强国战略，在农村公路建设这一领域形成了天然的共振与合流。从时间线上看，这一合流的过程呈现出清晰的制度轨迹。2025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识别帮扶超过700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了返贫致贫风险，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158元，实际增长6.5%，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从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到返贫风险的有效管控，中国农村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从“有没有”的收入增长转向“好不好”的发展质量。在这一转型背景下，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和人力资本的系统提升，正在成为推动乡村从“脱贫”走向“振兴”的两大核心动力。

2025年8月，交通运输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方案》——这份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到2027年全国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0万公里、到2035年建成“规模结构合理、设施品质优良、治理规范有效、运输服务优质”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远景目标。截至2024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464万公里，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84.5%，形成了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庞大路网体系。与此同时，新一轮提升行动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农村公路+’模式，加快乡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明确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创业活跃度提升有机联动。

同时，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服务作出了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农村改革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从五个维度细化了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增强粮食安全金融保障、持续巩固拓展金融帮扶成果、深化乡村富民产业金融服务、提升乡村建设金融服务水平、强化金融赋能乡村治理质效。在该文件的实施框架中，“加力实施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加大对返乡创业主体的金融支持”构成了推动农村创业政策的重要支柱；而“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的确权颁证、抵押登记等管理制度，扩大抵押融资覆盖面，推动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则旨在从体制机制层面突破长期制约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

上述政策演进揭示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战略转向：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已经从单纯的“道路建设”升级为覆盖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链条的系统工程；而农村金融体系也从过去单一的资金投放，转向以金融能力提升为核心驱动的新型赋能模式。在这一战略性转向的背后，其实暗含着一条尚未被充分揭示的逻辑线索——金融素养的提升和农村路网的完善，并非两个平行的政策路径，而是一个彼此嵌套、相互强化的“联合作用”机制。将二者的理论机制打通，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与交通强国战略之间的内在协同性。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可概括为四个递进的假设命题：

假设1：金融素养的改善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创业概率和创业收入，这是整个赋能链条的逻辑起点。

假设2：正规信贷可得性是金融素养影响创业行为的关键中介机制——只有通过信贷资金的实际到位，金融知识才能转化为创业行动。

假设3：农村公路网发达程度正向调节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路网条件越好，金融素养的创业效应越强，二者构成典型的协同互补关系。

假设4：上述传导路径最终服务于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而为乡村振兴构建可持续的防返贫机制。

三、数据来源与核心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是一项覆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综合性社会追踪调查项目，样本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本文选取CFPS2016年度调查数据中地址位于农村或城郊地区的家庭作为初始样本，在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或明显异常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农户样本9863个。之所以选择2016年的数据，主要是为了保持样本规模和时间节点与研究议题的高度一致性，同时这一时段也恰好处于中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冲刺期和“四好农村路”建设全面推开的关键阶段。

农村公路网相关数据来源于同期国家统计局及交通运输部门编制的统计资料，通过与CFPS样本的地理信息进行匹配，在县级或者行政村层面完成数据对接。

（二）核心变量的测度

金融素养：基于CFPS问卷中涉及的13个与金融相关的问题（涵盖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理解、投资风险认知、理财知识等维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综合13个项目的回答正确情况，构建一个连续的金融素养指数。金融素养指数得分越高，表明农户的金融知识掌握水平和金融决策能力越强。值得关注的是，央行金融监管总局消保中心于2025年12月发布的最新《消费者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为67.61，其中城镇地区为69.92，农村地区仅为63.23。农村与城镇之间超过6.6点的差距意味着，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这既构成了制约农村创业的重要因素，也为主观政策干预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

农户创业：从两个维度加以衡量。第一个维度是“是否创业”，定义为样本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私营经营活动的二元指示变量；第二个维度是“创业收入”，指该家庭通过创业活动所取得的年化收入，以连续变量的形式纳入回归分析。

农村公路网发达程度：基于村庄连接主干道的距离、道路等级、通车条件等指标，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乡镇村层面的路网便捷度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该地区的交通通达性越好。

控制变量：为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本文在回归模型中纳入了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一是农户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自评状况）；二是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总人口数、家庭总收入水平、受访者风险偏好态度）；三是村庄特征变量（包括区域的经济水平、精神风貌等）。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省份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实证逻辑与核心发现

由于前期文献已有多个阶段的实证佐证，本文在此着重对核心研究发现和关键机制进行归纳性呈现与逻辑归纳，避免过于繁琐的计量公式铺设，以聚焦于机制阐释和政策推演。

（一）金融素养的创业效应

基准回归分析显示，无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还是在不同模型的设定框架下，金融素养指数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正。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以及省份固定效应后，金融素养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创业的概率显著提升约14.1%，创业收入显著增加约12.5%。这一效应不仅在统计上显著，在经济意义上同样不容忽视——考虑样本中约19.4%的农户已经从事创业活动，这一提升幅度意味着金融素养较低的农户群体中蕴藏着相当可观的创业潜力。

金融素养对创业的解释力，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论：金融知识到底是一块“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还是农村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核心基础”？上述发现至少在数值上倾向于支持后者。金融素养水平偏低的农户之所以倾向于不创业，并非因为他们缺乏勤劳精神或创业意愿，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识别金融机会、评估贷款风险、规划财务收支的能力——“畏惧”而非“懒惰”，才是横亘在他们与创业之间的真正心理门槛。

（二）正规信贷的中介证据

要验证正规信贷的中介角色，最简洁的方法是比较“已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和“未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两个组别中，金融素养对创业的边际效应有何差别。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一差别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显著——在已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群体中，金融素养对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比未获信贷的同类群体高出约0.77个百分点，对创业收入的边际效应高出约194.8元。

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动态机制：金融素养较好但未能获得贷款的农户，往往停留在“有想法但缺资金”的状态；而一旦获得了贷款支撑，这种知识的优势就可以迅速转化为实际的市场参与行为。不妨将这一过程看作一种“信贷解锁”效应——金融素养不会天生带来财富，它只会在金融资源的配合下释放其全部潜力。

（三）农村公路网的“放大效应”

如果说正规信贷是金融素养从“知识”转化为“信贷”的桥梁，那么农村公路网则是这条转化路径上的关键“放大器”。引入“金融素养×农村公路网”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在不同模型设定中均显著为正。更具体地说，在公路网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素养每提高一个单位对创业概率的提升效应，比路网欠发达地区高出约2.3个百分点。

这一发现具有双重意义。从微观层面看，它表明交通便利性的改善不仅能直接降低创业的物流成本，更能间接地放大金融素养对创业的促进作用。从宏观层面看，它意味着农村金融能力的提升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路网越密集，金融素养的创业效应越强；创业越活跃，路网投资的民生转化率越高。因此，在一个同时享受金融培训和道路改善的农村社区中，创业活动的活跃度可能会出现“1+1>2”的爆发性增长。

（四）路网协作的三大细颗粒机制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农村公路网如何发挥上述放大效应，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调节效应展开补充分析。

第一是物流成本—利润空间通道。创业农户最直观的感受是“路好了，进货便宜了，卖货贵了”。一条路如果能让每吨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下降数十元，经年累月累积起来的利润增幅就足以支撑一个小型加工作坊在萌芽期渡过最脆弱的阶段。

第二是市场半径—销售渠道通道。对于农村创业者而言，市场范围从本村扩展到乡镇、县城乃至更远地带的增量利润，往往可以直接决定企业能否跨越创业初期的“生存门槛”。路网的拓展不仅打开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也为农户与外部商业伙伴建立稳定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一份基于全国示范县的实证研究显示，“四好农村路”建设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5.01%，其中产业发展是重要的传导路径。

第三是信息流动—学习机会通道。交通的改善促进了人口和信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这对于金融素养水平较低但渴望学习的农户具有特殊的价值：一条通往外界的硬化路，往往意味着一扇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知识之窗。交通与信息的联动，在工商管理学的语境下可以被视为“知识扩散渠道”的优化——它降低了技术溢出的地理壁垒。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路网的调节作用精炼地概括为：路网越完善 → 创业成本越低 + 市场规模越大 + 信息获取越快 → 金融素养的创业促进效果越强。这一逻辑链条证实了假设3的合理性。

五、农村路网—金融协同时代的乡村振兴路径

从农村的日常经验出发看上述理论机制，或许比单一的计量模型更具说服力。一个出身偏僻山村的农户接受了为期数月的农村金融培训——学会了利率计算、理解了农业保险条款、掌握了小额信贷的申请流程，但通往外界的道路依然坑洼不平——农产品外运单程物流成本远超产品售价的承受能力，他想销售和推广的产品被堵在了最后一公里。相反，另一个从未接触过金融知识的村庄，虽然坐拥一条通达性极高的四级公路，但农户面对银行的创业贷款产品时却因为看不懂贷款合同而不敢签字、不会计算还款周期，只能沿用民间高利贷，最终被高昂的利息拖垮。

这两个假想案例折射出的问题深意在于：金融素养和交通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金融素养，农村居民面对路网畅通释放的外部市场机会只能“睁眼错过”；没有路网支撑，金融素养再高的农民也难以在封闭的市场介质中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商品竞争力。二者只有同时推进、协同发力，才能打通从“金融教育→信贷获取→创业行动→产品变现→收入增长→乡村振兴”的完整价值链。

2025年国家央行与农业农村部的联合政策文件中已经体现了这种系统化的设计思路：既要求“加力实施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加大对返乡创业主体的金融支持”，又明确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农业设施和畜禽活体的确权颁证、抵押登记等管理制度，扩大抵押融资覆盖面”。同时，交通运输部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强势推行“农村公路+”模式，推动乡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的建设，试图将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逻辑主动嵌入到产业布局和创业扶持中。两个部门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开始形成一定程度的“政策合流”。

要乘势深化这种协同效应，还需解决两个更为根本的结构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户金融素养在地理上的不均衡分布”。根据最新调查数据，东部地区消费者金融素养得分为68.45，中部地区为67.51，东北地区67.21，而西部地区仅为66.99；农村地区整体得分为63.23，与城镇69.92的水平相差超过6.6点。中西部和偏远农村地区的金融能力短板，极容易导致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回报率被严重低估。这意味着，在一个容易发生“路有了，农户却不会用”现象的地区，单纯的上路投资可能不会带来预期的创业活跃度。第二个问题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覆盖中仍然存在严重的认知门槛”。大量创业担保贷款和小额信贷产品，即使在资金利率上非常优惠，也因为申请流程繁琐、合同条款复杂、信用评估不透明等原因与普通农户之间隔着一道认知壁垒。在现实中，这道壁垒往往比利率壁垒更具有排除效应。

一个通往乡村振兴与交通强国协同目标的潜在路径是：有意识地将路网改善区域主动纳入系统化的农村金融教育培训计划——在那些政府出资拓宽公路的村庄，同时采购“农村金融素养巡回培训项目”；在那些农户踊跃参加金融素养培训的地区，当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先启动产业路、旅游路的建设规划。这种“软教育嫁接硬设施”的模式，有助于更高效地实现政策组合的正向合力。当金融素养提升到一定水平、交通条件改善到一定门槛后，更多的农户就有可能跨过创业的初始门槛，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行动主体。

六、结论与政策前瞻

本研究从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协同的整合性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制以及农村公路网在其中的调节角色。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金融素养是驱动农户创业的基础性人力资本，其效应不是辅助性的而是基础性的。 实证检验表明，提升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创业概率并增加创业收入。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信号是，全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指数城镇与农村之间相差超过6.6点，而这一差距意味着大量创业潜力由于认知能力的制约而被压抑——弥合这一鸿沟，将是精准推动农村创业的最有力抓手之一。

第二，正规信贷可得性构成了金融素养作用于创业的核心中介机制。 金融素养在帮助农户跨越金融机构的认知门槛、成功获取创业资金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提高金融素养并非泛泛而谈的“金融教育”，而是直接服务于农村信贷落地率的实质性举措。

第三，农村公路网发达程度对金融素养的创业促进效应发挥着关键性的正向调节作用——路网越完善，金融素养的作用越显著。这一发现为乡村振兴与交通强国两大战略之间的内在协同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力实证。当金融素养提升战略与农村公路升级计划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步推进时，二者产生的政策合力将显著超过单一政策的效果。

第四，上述机制最终服务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两大目标，为后脱贫时代构建可持续的防返贫长效机制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路径。 金融素养通过促进创业、增加收入、降低贫困脆弱性，构成了一条从“金融知识”到“实际福祉”的完整转化链路。

从政策含义来看，至少有三条方向值得重点推进。一是构建“路网改善 + 金融教育培训 + 创业小额贷款”的三位一体协作机制。 建议在交通规划阶段嵌入金融能力的配套提升内容；对于交通改善后创业活跃的地区，金融资源优先跟进以强化后续支撑。二是建立以“创业活跃度”为衡量指标的政策联动评估体系。 突破过去交通运输部门考核的是“通了没有”、金融部门看重的是“发了多少”的条块化考核模式，形成一体化效果追踪机制。三是将金融素养和环境基础一并纳入新一轮乡村建设行动的关键考核指标，实现两类要素在政策资源分配中的适度联动。 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的政策叠加期，抓住金融素养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协同机遇，有可能有效规避因要素不同步形成的政策摩擦，加速农业从脱贫向长效振兴的内生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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