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促使全球范围内深入推进绿色转型与低碳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于2020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郑重承诺：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在2060年前达成碳中和目标（简称“双碳”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双碳”战略纳入国家战略布局，聚焦重点产业与关键领域推进绿色化改造升级，助力经济体系迈向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十四五”期间，《“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主线，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与服务体系。2021年，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多边场合，我国重申致力于推动“碳中和”与绿色经济转型的战略主张；同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步伐，深化重点领域节能减排行动，持续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果。“双碳”战略旨在激励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使其自觉践行绿色发展路径^[7]。然而，受制于资金不足、技术短板以及资源配置不均等多重因素，企业在追求短期盈利增长与长远低碳转型之间面临显著矛盾。如何依托“双碳”理念设计前瞻性的商业运营模式并形成可执行的发展方案，已成为当前亟待破解的关键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综述

绿色转型致力于改变高排放、高污染、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通过低排放、低消耗的绿色发展方式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学者已从内涵阐释、测度刻画、机制探究及路径归纳等多个维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聚焦国内企业的绿色转型，相关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对企业绿色转型驱动因素的考察，其中一方面关注各类环境规制政策，例如环境税、环保约谈、清洁生产政策、强制社会责任披露等；另一方面则着眼于数字金融、负责任创新、创新要素流动等因素。其二为企业绿色转型模式与路径的探索，研究从可持续发展、节能再生、动态管理等视角出发，对火电企业、石油公司、本土制造企业等主体的绿色转型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研究假说

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突破了传统发展范式的固有约束，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其在动态竞争环境中扩展发展空间提供了有效途径^[7]。这一变革不仅能够优化环境表现与经济收益，还推动了高效率绿色技术的研发进程，从而助力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达成卓越目标。

从环境绩效角度考察，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支持绿色创新，企业能够在产品研发、制造过程及服务环节实现显著优化，并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研究显示，通过构建废气排放智能监控预警平台等数字化工具，企业可精准识别并定位污染源，在此基础上制定精细化减排措施，进而有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强度^[9]。在此过程中，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测与预测性维护的融合，不仅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也加速了清洁能源设备及节能技术方案的研发进程，全面提升了能源使用效率。特别是在固废管理方面，以射频识别（RFID）标签和传感器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被广泛采用，帮助企业建立闭环式能耗管理体系，促进废旧物资的循环利用，最终促成"原料-产品-再生资源"型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助力企业在环境保护领域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绿色转型。

假说1a: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绿色转型中的环境绩效。

假说1b: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绿色转型中的经济绩效。

假说1c: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绿色转型中的绿色创新绩效。

2. 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市场关注与绿色转型

虽然企业绿色转型具有内在驱动机制，但其实施进程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利益相关者的监管作用尤为关键，涵盖资本市场参与者（如投资者、分析师）以及媒体机构等。研究表明，在资本市场对可持续议题关注度提升的情况下，企业的环保行动往往会更加积极。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资本市场的决策逻辑已发生变化：除了传统财务绩效指标外，环境表现已成为重要的考量维度。这一变化促使企业在战略规划中不断强化绿色发展路径，并努力实现转型成果的最大化效应。作为资本市场的关键信息中介，分析师通过专业分析框架揭示企业环境相关问题，并将核心资讯传递至利益相关方。这一过程不仅显著提升了企业因环保造假或违规行为而遭受曝光的风险水平，还有效抑制了管理层的短期绩效导向，从而推动企业实施可持续性战略转型并加速绿色发展进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外部市场关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3. 企业数字化转型、内部能力建设与绿色转型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构建了提升内部能力的重要契机。凭借数字技术的充分运用，可突破组织层级、地理空间与跨部门协作的限制，促进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数据交互与决策联动。这不仅提高了管理者对业务流程的透明度和应对能力，还借助大数据分析加深了对企业市场趋势、经营风险及客户需求的理解，从而显著增强管理效能。依托数字化工具推动的技术革新，促使生产体系从依赖人工经验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化管理模式。这一转变降低了人工光成本，提升了生产过程的可视化程度与实时调整能力，进一步优化了运营效率并保障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数字化技术所打造的高效生产网络，突破了传统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的固有局限性。借助对研发、生产和销售等环节实施全链条赋能，推动精益管理理念的深入应用，进而大幅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与绩效表现。最后，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能够大幅增强企业对新兴技术的感知能力及其应对能力，而且可显著提高知识转化效率，进而有效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实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 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内部能力促进绿色转型。

二、研究设计、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EGTi,j,k,t = αi,j,k,t + β1 ln EDTi,j,k,t + β2 coni,j,k,t + （1）

ln d_i + pro_j + Firm_k + yeart + ε_i,j,k,t

其中，下标 i，j，k 和 t 分别用于标识行业、省份、企业及时间序列；EGT 表征企业绿色转型程度，由环境绩效 (EnvP)、经济效益 (EcoP)以及绿色技术创新 (InEGI) 等核心维度综合衡量；InEDT体现数字化转型水平；Con 包含一系列控制变量以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健性；ε 则代表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随机扰动项。基于此框架，本研究通过虚拟变量分别界定行业类别 (Ind)、地域特征 (Pro)、个体属性 (Firm)以及年份变化 (Year)，从而有效抵消潜在固定效应带来的干扰影响。

（二）变量设定与说明

1. 企业数字化转型

已有文献表明，将“企业年报中涉及数字化主题的关键词频统计或频率分布”作为衡量依据的研究成果较为成熟且丰富。据此，本研究选取A股市场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维度出发，将其内涵分解为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互联网商业创新模式、智能制造实践以及现代信息技术整合等核心要素。基于此构建包含99个关键术语的文本分析词库，并运用Python语言中的jieba分词模块，对样本企业的年报数据进行预处理与量化分析。考虑到原始数据存在明显的偏斜分布特征，在后续统计建模之前，采用对数转换方法优化变量分布形态，以提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2. 企业环境绩效

国际学界在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普遍采用多种研究范式，包括CEP指数法、美国TRI数据库公开资料以及EPI环境表现评估体系等多元化分析框架。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系统化的企业环境绩效监测网络，且缺乏权威机构定期发布的统一环保数据，国内学术研究多聚焦于以下三大核心维度：一是通过企业是否获得ISO14001认证或其他环保荣誉等方式实施单向量化测评;二是运用营业收入污染占比、环境调节后营业收入、污染物排放浓度、总量控制指标以及环保资本支出等可量化数据，开展替代性实证研究分析;三是采用内容分析法，将定性描述转化为可量化评估的指标体系，通过对企业年度报告与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相关文字进行编码解析，进而评价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实际表现。本文采用第三种测度思路，基于 Clarkson 等提出的内容分析方法，并在 Zhang 等的研究基础上，将环境绩效的衡量维度进一步拓展为信息披露、工作奖惩、公益组织以及污染防治四个层面，通过八个细化变量的具体得分来刻画企业的环境绩效。

3. 企业经济绩效

作为衡量企业资本运作效率与市场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在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并常被运用为评估企业经营效益的关键工具。据此，本研究借助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变量来量化和考察企业的经济绩效水平。

4. 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本研究将绿色专利确立为评估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核心指标，基于其在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及其规模化、规范化及数字化的特点。考虑到绿色专利授权过程具有时间滞后性和结果不确定性等特性，并且能够前瞻性地反映企业在技术研发早期的实际投入情况，本文选取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主要评价变量，以确保数据来源的精确性与稳定性;依据《国际专利分类》（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IPC）标准，并结合上市企业公开发布的发明专利信息，系统筛选符合特定条件的绿色专利样本集合，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实现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有效量化分析与客观评价。

5. 控制变量

除核心变量外，本研究还纳入了企业层面与宏观经济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涵盖企业年龄（lnage）、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Presmn）、股权集中度（Shrcr）、审计意见类型（Auditt）、产业结构（Struc）、经济发展水平（Ingdp）以及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

（三） 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取2009至2021年间在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实体企业为样本，采用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中的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指标作为公司层面数据来源。专利信息通过整合CSMAR平台及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并基于国际专利分类系统（IPC）进行标准化匹配与校验。区域经济相关数据则依托《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取。在完成初始筛选并排除明显缺漏数据的样本后，运用回归填补法处理剩余缺失值问题，最终构建包含1329家上市企业的17,006条完整观测记录的研究数据集。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 、(3)、 (5)列为控制了个体、行业、省份、时间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第(2) 、(4) 、(6)列为纳入企业层面和宏观层面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考虑到稳健性，后续分析主要基于列(2) 、(4) 、(6)的实证结果。数据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InEDT)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 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企业数字 化转型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驱动绿色转型，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转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环境绩效			经济绩效	绿色创新绩效
	(1)	(2)	(3)	(4)	(5)	(6)
	EnvP	EnvP	EcoP	EcoP	lnEGI	InEGI
InEDT	0.099***	0.096***	0.011***	0.008***	0.099***	0.096***
	(0.023)	(0.023)	(0.002)	(0.002)	(0.013)	(0.013)
Inage		0.078		0.003		-0.006
		(0.077)		(0.005)		(0.042)
Presmn		-0.097		0.003		0.009
		(0.051)		(0.004)		(0.029)
Shrcr		0.000		0.002***		0.001
		(0.003)		(0.000)		(0.001)
Auditt		0.100		0.172***		0.180***
		(0.095)		(0.014)		(0.040)
Struc		0.008		-0.000		-0.000
		(0.006)		(0.000)		(0.003)
lngdp		0.013		-0.006		0.017
		(0.049)		(0.005)		(0.033)
Finance		0.009		-0.001		-0.015
		(0.066)		(0.005)		(0.032)
Constant	2.084**	1.154	0.026***	-0.080	0.747***	0.263
	(0.062)	(0.874)	(0.005)	(0.091)	(0.034)	(0.598)
年份/省份/行业/个体	是
样本量	17006
R² 值	0.684	0.684	0.257	0.300	0.681	0.681

注：*、**、***分别表示在10%、5%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至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开展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替换环境绩效的衡量方式。一是遵循黎文靖和路晓燕、张琦等的测度思路，从上市公司年报“在建工程 ”科目的明细项中分离出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支出，以此作为环境绩效的衡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EnvP2)。二是基于于连超等的测度思路，采用“环境税税额平减营业收入的对数 ”来衡量环境绩效(EnvP3)。

（三）内生性检验

为规避遗漏变量偏误与潜在的双向因果关联，本研究运用工具变量法并结合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基于份额迁移理论构建核心工具变量时，采用创新方法：选取研究对象在特定时期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其所属行业或地区的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交互项作为主要工具变量。首先，测算2009年至2021年全国企业年度数字化转型的综合增长率，将其视为宏观经济背景下的基准参考值；随后，针对目标样本企业群体，在同一行业或区域内剔除自身后，统计其余企业在上一会计年度的数字化转型均值，以此评估初始市场渗透效应；最后，根据前述两项指标的乘积结果生成稳健性检验所需的工具变量数据集。

表3展示了基于工具变量法构建的回归分析结果。Kleibergen-Paap rk-LM统计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高度显著性，这一发现排除了工具变量无效性的可能；而Cragg-Donald Wald F检验值远超Stock-Yogo提出的弱工具变量判定标准（对应10%显著性水平），充分验证了所选工具变量具备优异的外生特性和较强的识别能力。从模型整体性能来看，第一阶段回归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之间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表现为正向关系；在第二阶段回归中，即便引入内生性修正项后，该核心解释变量仍维持显著正效应，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具有稳健性与可靠性，研究成果具备较高的科学价值及实践参考意义。

表3 内生性检验

	(1) InEDT	(2) EnwP	(3) EcoP	(4) lnEGI
lnEDT_iv	2.086***
	(0.115)
lnEDT		0.191*	0.038***	0.092*
		(0.108)	(0.008)	(0.0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省份/行业/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676	15676	15676	15676
Kleibergen-Paap rk LM 值			189.930***
Cragg-Donald Wald F 值			556.780
Stock-Yogo 值			[16.380]

四、机制分析

（一）基于企业内部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着重探讨企业内部能力构建的关键路径，主要聚焦于生产能力、管理效能及研发实力三个核心维度，并通过实证研究深入解析其作用机理。在计量模型设计过程中，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计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_LPx）被用作生产能力的替代指标；管理能力则以“（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营业总收入”这一反向量化变量来衡量，该指标值越小说明管理水平越高；研发能力通过自然对数转换后的年度研发投入总额进行表征。表4展示了各维度内部能力建设效果的回归结果：第一组（第1 列与第3 列）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显著正向影响生产能力；第二组（第2 列）的数据揭示了其对组织管理效率的积极促进作用；至于研发能力的作用，则在不同解释变量下表现一致——随着研发投入增加，环境绩效与技术创新成果同步提升，但短期内可能对传统经济收益产生一定抑制效应。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不仅直接增强了企业的综合实力，也间接推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设2 的正确性。

表4机制检验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能力建设

变量	(1) TFP_LP	(2) Manage	(3) RD
InEDT	0.114***	-0.003**	0.421***
	(0.011)	(0.001)	(0.0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省份/行业/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006	17006	17006
R²值	0.875	0.769	0.647

（二）基于外部市场关注的作用机制检验

部分学者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的监管压力能够有效促使企业采取环保措施，以彰显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积极态度。这一现象表明，企业的绿色转型不仅受内部因素驱动，还受到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本研究聚焦投资者、分析师及媒体等核心市场参与主体的关注机制，并设计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框架。其中，投资者关注度（Investorf）采用目标公司在百度搜索指数年中的均值自然对数表示；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f）则基于年度内发布涉该企业的独立研究报告的分析师数量进行量化；媒体报道频率（MA）定义为当年企业在网络平台被提及的具体新闻条目总和。表5与表6的结果显示，在控制模型变量后：第(1)/(2)/(3)列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进程显著提升了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程度，且统计结果达到1%显著性水平；进一步引入媒体曝光项后，整体市场的注意力依旧对企业低碳绩效具有正向作用，相关系数依然维持在1%显著性水平以内，从而验证了假设3的真实性。

表5机制检验1 企业内部能力建设与绿色转型

变量	(1) EnvP	(2) EcoP	(3) InEGI	(4) EnvP	(5) EcoP	(6) lnEGT		(7) EnvP	(8) EcoP	(9) InEGT
TFP_LP	0.189***	0.043***0.209***
	(0.039)	(0.004) (0.023)
Manage				-0.399 (0.225)	-0.353*** (0.034)		-0.495*** (0.131)
RD				0.014***					-0.001**0.017***
				(0.003)					(0.000) (0.00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省份/行业/个体固定效应
业/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7006	1700617006		17006170061700617006					1700617006
R²值	0.684	0.3150.685		0.6830.3190.6800.684					0.2990.683

表6机制检验2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外部市场关注

变量	(1) Investorf	(2) Analystf	(3) MA
InEDT	0.030***	0.167***	0.099***
	(0.008)	(0.014)	(0.0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省份/行业/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606	17006	17006
R²值	0.814	0.656	0.726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基于本文构建的企业数字化驱动绿色化“双转型”逻辑框架和以2009～2021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推进企业的绿色转型。区域环境规制强度、企业污染程度等差异会给数字化转型驱动绿色转型过程带来非对称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内部能力建设、增强市场外部关注、吸引政府补贴等途径促进绿色转型。拓展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在数字化转型对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但“双碳”目标囿于提出时间较短的客观原因，其激励作用尚未显现。以上结论蕴含着如下启示。

第一，企业应加快转变思想观念，研判“双碳”背景下绿色转型发展的新定位，重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转型的重要性。在充分理解绿色转型包含环境绩效、经济绩效、绿色创新绩效三种绩效的基础上，及时开展自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厘清制约绿色转型的主要矛盾。基于此，牢牢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积极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营的全过程，采用数字技术促进资源向绿色转型方向适度倾斜，以数字化“养”绿色化，推动“双碳”目标的顺利达成。

第二，企业应扬长避短，选取匹配自身禀赋的绿色发展模式。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具有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特质的重污染企业更需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驱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要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重视对数字技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另一方面，要开展数字技术的源头能耗研发，利用数字技术密切追踪和及时处理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强化污染的末端防治，以此形成“前端一中端—末端”的污染处理闭环体系，加快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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