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晟是唐德宗朝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在平定朱泚、收复京师等关键战役中立下不世之功。然而，这位功勋卓著的名将却在贞元三年被骤然罢除兵权，其缘由历来聚讼纷纭。据《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李晟之罢系吐蕃宰相尚结赞所施离间计所致。此说流传甚广，几成定论。然细绎相关史料，尚结赞计谋的记载在时间、逻辑与事实层面存在诸多难以弥合的漏洞与矛盾，其真实性令人怀疑。若离间之说不足凭信，则李晟被罢兵权的真正原因便需重新审视。本文拟从两个层面展开探讨：其一，辨析尚结赞兴兵的真实目的，考证其军事行动意在逼迫唐廷交割“四镇、北庭”领土，而非专为离间李晟；其二，从李晟的擅杀行为及其在会盟问题上与德宗的根本对立入手，揭示其与皇权之间的深层矛盾。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还原李晟罢兵权一事的历史真相，进而窥探唐后期中央与武将集团关系的微妙演变。

一、尚结赞兴兵的真实目的辨析

要想说明一个历史问题的真正原因，则必须首先对史书记载的相关史实做真实性考证，若事实因果无漏洞和矛盾，方可做进一步挖掘和论证。具体到本题，则必须首先对尚结赞的动机和行动结合多方史料进行真实性考辨，若相关史实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则不能采信，或不能全部采信，进而建立于其上的结论也要重新审视，不能盲从史书。以下辨析即从尚结赞部署军事行动的目的入手，进行史实的真实性考证。

（一）尚结赞兴兵的两种目的

1.目的之一：为除去李晟、马燧、浑瑊三人

尚结赞关于此目的的谋划，始见于新、旧《唐书》的《李晟传》，除《李晟传》外，《马燧传》《浑瑊传》及《资治通鉴》中都有类似且详略不等的记载。计谋的具体设想和实施如《旧唐书·李晟传》所载：

蕃相尚结赞颇多诈谋，尤恶晟，乃相与议云：“唐之名将，李晟与马燧、浑瑊耳。不去三人，必为我忧。”乃行反间，遣使因马燧以请和，既和，即请盟，復因盟以虏瑊，因以卖燧。

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乃大兴兵入陇州，抵凤翔，无所掳掠，且曰：“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徐乃引去，持是间晟也。

《资治通鉴》亦载：

（贞元二年九月）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

《新唐书·李晟传》亦载：

尚结赞者善计，乃曰：“唐名将特李晟与马燧、浑瑊尔，不去之，必为吾患。”即遣使委辞，因燧请和，且求盟，因盟谋执瑊以卖燧，于是结赞大兴兵踰陇、岐，无所掠，阳怒曰：“召吾来，乃不牛酒犒军。”徐引去，以是间晟。

《资治通鉴》亦载：

尚结赞谓其徒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瑊而已，当以计去之。”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瑊而止。

《旧唐书·马燧传》有载：

结赞闻之惧，遣使请和，仍约盟会，上皆不许。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辞申情于燧请和，燧频表论奏，上坚不许。三年正月，燧军还太原。四月，燧与论颊热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请许其盟，上然之。

《新唐书·马燧传》亦载：

（尚结赞）乃遣将論颊熱甘辞请于燧，且重币申勤勤。明年，燧还太原，与論颊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

而计谋实施的结果，除浑瑊外，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旧唐书·李晟传》载：

……德宗竟纳（张）延赏之言，罢晟兵柄。（贞元）三年三月，册拜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而已。其年闰五月，浑瑊与尚结赞同盟于平凉，果为蕃兵所劫，瑊单马仅免，将吏皆陷。六月，罢河东节度使马燧为司徒，尽中尚结赞之谋。

《新唐书·李晟传》：

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见晟，备册礼，进拜太尉、中书令，罢其兵。诏晟乘辂谒太庙，视事尚书省，赐良马、锦彩千计。是岁，瑊与吐蕃盟平凉，虏劫之，瑊挺身免，诏罢燧河东，皆如结赞计云。

梳理史料记载的因果逻辑，尚结赞计谋是为除去李晟、马燧、浑瑊三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还配合以向唐朝进攻的军事行动，即进兵凤翔离间李晟，接着又占领盐州、夏州，通过马燧请和会盟，最后在会盟时埋伏军队擒住浑瑊。简而言之，军事行动以除去李、马、浑三人为目的，且计谋的关键环节有二，一是离间，二是会盟。

2.目的之二：为逼迫唐交割“四镇、北庭”领土

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为了尽快收复京师，唐以割让四镇、北庭领土为条件换取吐蕃出兵，而后却反悔，《资治通鉴》载：

初，上发吐蕃以讨朱泚，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及泚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

除《资治通鉴》所载外，亦见于陆贽为德宗草拟的敕书之中，《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载：

四镇、北庭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自禄山首乱，中夏不安，蕃戎乘衅，侵败封略。道路梗绝，往来不通，哀我士庶，忽如异域，控告无所，归还莫从。……朕嗣守洪业，君临宇内，思安兆庶，以绝战争，遂与赞普，约定好和。……近以贼臣朱泚背恩，惊犯宫阙，赞普又遣师旅助讨奸凶，两国交欢，事同一体。北庭去此遥远，信使难通，于西蕃既非便宜，在国家又绝来往。……已共西蕃定议，兼立誓约，应在彼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并放归汉界，仍累路置顿，供拟发遣，待卿等进发，然后以土地隶属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韩朝彩等往彼宣谕，仍更与西蕃交割。

在李泌切谏后，德宗也意识到了四镇、北庭的战略价值，开始和吐蕃玩文字游戏，即虽然吐蕃帮助消灭了朱泚主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收复京师的最后一步，故而唐只答应给予物质报酬而不割让四镇、北庭，即《赐吐蕃将书》所载：

……往岁贼臣称兵，窃据城阙，尚结赞志惟嫉恶，义在救灾，频献表章，请收京邑。朕以宗庙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岂惜酬赏，遂许四镇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属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马，便自抽归。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镌刻，则是非务实，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于此。凡曰通好，贵于推诚，将垂百代之名，岂顾一时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须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亲邻之义，岂所宜然？……所论先许每年与赞普彩绢一万匹段者，本来立约，亦为收京，然于舅甥之情，此乃甚为小事。

在贞元二年，尚结赞大举入侵之后德宗又先后遣使单独给尚结赞带去书信，即《陆贽集》所载《赐吐蕃宰相尚结赞书》《赐尚结赞第二书》《赐尚结赞第三书》，所表达内容与《赐吐蕃将书》大意差不多，即四镇、北庭绝不会割给吐蕃，而且要求吐蕃撤军。《资治通鉴》载贞元三年尚结赞与出使而来的崔澣见面时，也说：

吐蕃破朱泚，未获赏，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

故而，尚结赞此次进军意在威胁唐廷履行承诺，带有军事胁迫的意味。在尚结赞军抵达凤翔时，其“游军”（先头部队）抵达好畤，从行军方向上看，最终目的地也是指向长安。如上引李泌所言，四镇、北庭之地对于唐来说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利益，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于吐蕃也同样如此。所以，尚结赞的此次进军实际上是为了逼迫唐廷交割承诺的“四镇、北庭”领土。

（二）尚结赞计谋的漏洞与矛盾

通过上节对史料的罗列、总结，即产生了一个矛盾：尚结赞在贞元二年大举兴兵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笔者通过分析，认为第一种目的（即为了除掉李、马、浑三人）在事实、逻辑上有颇多漏洞与矛盾，应非当时的真实情况，更不会是李晟罢除兵权主要原因。现按其两关键环节“离间”和“会盟”予以分析如下。

1. 离间李晟行动中的事实矛盾

按前述所引新、旧唐书《李晟传》和《资治通鉴》，凤翔城下的离间计，尚结赞明显是想告诉德宗，李晟与吐蕃暗中交通联络，不忠于唐。但此处记载颇有矛盾，即按史料所载的因果逻辑，尚结赞进兵陇州、凤翔的军事行动是专门为了执行离间计划而展开的，如《旧唐书·李晟传》载：

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结赞之计，乃大兴兵入陇州，抵凤翔，无所掳掠，且曰：“召我来，何不以牛酒犒劳？”徐乃引去，持是间晟也。

《资治通鉴》亦有载：

（九月）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

但是，据《旧唐书·德宗纪》：

（八月）丙戌，吐蕃寇泾、陇、邠、宁，诸镇守闭壁自固，京师戒严。遣河中节度骆元光镇咸阳。

又据《资治通鉴》：

（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邠、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瑊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

（九月）吐蕃遊骑及好畤；乙巳，京城戒严，復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

可知，尚结赞进军路线有两个方向，一是从泾州往邠、宁方向为北路，一是从陇州往凤翔方向为南路。若南路出军是为了离间驻守凤翔的李晟；那北路军的任务又是什么呢？北路同时进军至泾州但并未停驻，又继续深入邠、宁，如此部署若还是为离间李晟则太过勉强而解释不通了。再者，南路军声言是李晟召其至凤翔的，但是，在其抵达之前便遭遇了李晟部署的伏击，《旧唐书·李晟传》载：

是役也，晟先令衙将王佖选锐兵三千，设伏于汧阳，戒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若合势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节度，果遇结赞。及出奋击，贼皆披靡，佖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而获免。

除此之外，《旧唐书·吐蕃传》又有载：

初，澣至鸣沙，与尚结赞相见，询问其违约陷盐、夏州之故，对曰：“本以界碑被牵倒，……及徙泾州，其节度使闭城自守，音问莫达。又徙凤翔，请通使于李令公，亦不见纳。”

按尚结赞意图离间李晟，但其言论却证明在凤翔时李晟不曾交通于他；再联系李晟部署的伏击事件，尚结赞欲达成“李晟阴通吐蕃”这一离间意图，不仅在史籍记载上前后矛盾，逻辑上也说不通了。还有一个细节，尚结赞军因李晟召其至凤翔，故其军至凤翔不掳掠；但据前引《资治通鉴》记载，吐蕃军“掠人畜，芟禾稼”，如果此记载指的不是尚结赞所在的南路军，那便只能是北路军了。尚结赞为吐蕃军的统帅，既然其受李晟召唤而出军，为何南军秋毫无犯而独北军掳掠？而且，南路尚结赞领有军队二万，另一路军队人数史无明文，但进军所历泾州、邠州、宁州等关键节镇，唐皆有屯兵且兵力多于凤翔，则北路军人数亦应不少，应与南路军不相上下甚至超过。出动如此大军，付出如此巨大成本，而仅为离间李晟与德宗，且成功与否也不能确定，作为主动实施计谋的一方，太过被动，殊不合理。而且李晟证明自己的清白也非常简单，在尚结赞军从凤翔撤走后，李晟便找准时机奔袭原州，打击吐蕃军的后勤补给。《旧唐书·吐蕃传》载：

十月，李晟遣兵袭吐蕃之推沙堡，大破之，焚其归积，斩蕃酋扈屈律设赞等七人，传首京师。

《资治通鉴》亦载：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

若李晟接受了离间，那么其后袭击摧沙堡便无法解释了。可见，如此兴师动众、成本高昂的离间行动，一个有实在斩获的对吐蕃的作战行动便可使其不攻自破，如此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免让人怀疑此离间计谋存在的真实性。

2. 主盟人的选择与相关记载在时间上的冲突

会盟在尚结赞的谋划中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从上文引述的史料可知，会盟牵涉到谋划中的后两个关键人物：马燧和浑瑊。而在会盟问题上，漏洞和矛盾暴露于对主盟之人的选择上。即尚结赞在请求会盟时，要求的主盟人是杜希全和李观，不是浑瑊。《资治通鉴》载：

……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二十一人，浑侍中尝与之共事，知其忠信。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信厚闻于异域，请使之主盟。

对此，《资治通鉴》载德宗的回复是：

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今遣浑瑊盟于清水。

其下考异所引实录亦载：

希全职在灵州，不可出境，李观又已改官，遣侍中浑瑊充会盟使。

对尚结赞请杜希全、李观主盟的行为，《旧唐书·吐蕃传》分析为：

结赞本请杜希全、李观同盟，将执二节将，率其锐师来犯京师，希全等既不行，又欲执浑瑊长驱入寇，其谋也如此。

《册府元龟》此处记载与上引《旧唐书·吐蕃传》同。但是，通鉴考异引实录记载后，温公可能也察觉出有点不对劲，故在考异后面说：

按尚结赞本怨浑瑊，故欲劫而执之。然则求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

若如此，则有问题，一是尚结赞为什么怨浑瑊？浑瑊奉命与论莽罗破朱泚，并没有将战功据为己有，唐也承认吐蕃的功劳，且不割让四镇、北庭也是唐大臣共同商议并由德宗决定的，尚结赞对浑瑊“怨”从何来呢？另一个问题是若吐蕃想让浑瑊主盟，光明正大地提出来即可，可为何史书上记载的都是让杜希全、李观主盟？若真是杜希全和李观主盟，那么平凉劫盟时候被劫的就不是浑瑊，这岂不是和最初“去李晟、马燧、浑瑊三人”的谋划相背？

上引《旧唐书·吐蕃传》的分析，还暴露出了更严重的一个漏洞，即产生了一个时间上的悖论，具体为，各史书贞元二年即已载有尚结赞的谋划，谋划内容中已有针对浑瑊的既定策略，即“背盟劫瑊”；但是此处却显示，贞元三年行将会盟之时，派谁主盟并没有确定，且尚结赞所请主盟之人是杜希全、李观二人而不是浑瑊，那么尚结赞是如何在贞元二年就已经知道最后主盟之人一定会是浑瑊呢？除此之外，史书记载尚结赞是通过马燧向德宗请和的，那么请马燧主盟不应该更顺理成章、更合逻辑吗？以上疑问只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即史籍所记载尚结赞所谋划的不论是离间也好、劫盟也罢，实为编著史书之人在明确了一系列史实、结果之后，先射箭后画靶，凭结果杜撰而出，其目的或是想为李晟之传增光添彩，或是为德宗遮掩与功勋将领的权力斗争，但无论如何绝非当时之实情，否则不会有如此多的漏洞、矛盾和无法回答的问题。

相比之下，本文所述目的之二——尚结赞为逼迫唐廷交割承诺的“四镇、北庭”领土——在逻辑和事实上较为合理。从利益来看，“四镇、北庭”的巨大利益也才能匹配得上吐蕃前后出动四五万人、持续作战近一年之久的如此成本高昂的军事行动，此应是可信的。若诚如此论，则李晟被罢除兵权的原因应非尚结赞计谋所致，或者说即便是有尚结赞的因素在，也并非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二、李晟兵权之罢

承上述分析，既然所谓离间计与事实情况有诸多出入，其存在与否令人怀疑，那么李晟究竟为何被罢兵权就需要另加分析。按旧唐书《李晟传》《张延赏传》及《资治通鉴》相关记载，旧时张延赏与李晟因争夺官妓而结下旧怨，故而向德宗进谗言，德宗听信延赏的谗言，进一步加重了本已有之的忌惮，最终收回了李晟的兵权。但其实不然，李晟数次不经请示、忤逆圣意的专杀行为和在是否应允会盟问题上与德宗的公然对立才是被罢除兵权的主要原因，以下论证之。

（一）李晟专擅于德宗的猜忌

首先是在奉天之难后李晟率领在河北作战的神策军回师关中，未经请示擅杀同为神策军大将的刘德信，《旧唐书·李晟传》记载：

时刘德信将子弟军救襄城，拜于扈涧，闻难，率余军先次渭南，与晟合军。军无统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军，乃数其罪斩之。晟以数骑驰入德信军，抚劳其众，无敢动者。既并德信军，军益振。

刘德信到底犯了什么罪呢？《资治通鉴》有记载：

刘德信与晟俱屯东谓桥，不受晟节制；晟因德信至营中，数以扈涧之败及所过剽掠之罪，斩之；因以数骑驰入德信军，劳其众，无敢动者，遂并将之，军势益振。

继续追究一下事情原委，《资治通鉴》载：

（建中四年）夏，四月，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招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志贞请诸尝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不问存没，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贫者甚苦之，人心始摇。

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

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扈涧。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

刘德信所率领的救援哥舒曜的就是这些临时招募来的“将家应募者”，四月征兵，九月即开赴战场，根本没有时间训练，军资装备都未必能够配齐。这样的军队打败仗是大概率的，而且，扈涧之败后，德宗也并没有惩罚处理刘德信。虽然李晟在途中被授予神策行营节度使，但以这样的理由专杀同为神策军的大将，不仅不合于程序而且也不能令人信服，且《资治通鉴》载：

李晟谋取涿、莫二州，以绝幽、魏往来之路，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书马寔为留守，将步骑万余守魏营，自将步骑万五千救清苑。李晟军大败，退保易州。

即便李晟所领为神策军主力精锐，却也打了败仗，足见以败仗杀刘德信只是借口。至于“所过剽掠”即便有，也不止刘德信一军独有；即便有，也罪不至死且还是不奏请而诛杀。况且当时神策军事实上已成为皇帝的亲军，李晟如此行事置德宗于何地，不能不引起德宗的警觉。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宗在回到京师后，不到一个月，作为鏖战河北的功勋武将、平定朱泚再收京师的大功臣，却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而调出神策军，离开京师。《资治通鉴》载：

（元年七月）壬午（十三日），车驾至长安，浑瑊、韩遊瓌、戴休颜以其众扈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余万，旌旗数十里。

（元年八月）癸卯（四日），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

此处按新、旧唐书《李晟传》及《资治通鉴》所载皆是李晟主动要求调任凤翔，但是其时离德宗回京才二十余日，正常的统治秩序尚未恢复，正是用人之际，李晟功勋卓著有将相才，应该留在京师或者多留些时日以便帮助德宗稳定朝局才对，且唐代重中央而轻地方，人们以在中央做官为荣，怎会皇帝才一回京自己反而着急赴任地方，实在不太符合常理，且即便是赴任地方，也可以向德宗奏请去平定李怀光，但是平定李怀光的任务被交给了马燧和浑瑊，即便后来李晟请兵自备资粮讨伐李怀光，德宗也没有答应。如此只能说明，李晟的调任凤翔非是主动请求，而是德宗的有意安排，也能看出德宗并不十分信任李晟。并且随即在李晟赴任凤翔的同月，德宗将神策军交给亲信宦官监领，《资治通鉴》载：

（元年八月）戊辰（二十九日），以（窦）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除此之外，泾原兵变，凤翔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田希鉴杀泾原节度使冯河清响应朱泚，乱平后，李晟奏请诛杀李楚琳、田希鉴及其党羽，而德宗不同意，《旧唐书·李晟传》载：

上以初復京师，方安反侧，不许。

可见德宗在收复长安后，力求稳定，意图先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但李晟在移镇凤翔后，仍然专行己意，同书《李晟传》载：

八月，晟至凤翔，理杀张镒之罪，斩王斌等十余人。

晟至凤翔，讬以巡边，至泾州，希鉴迎谒，于坐执而诛之，并诛害冯河清者石奇等三十余人，具事以闻。

此处《旧唐书·李晟传》载李晟在诛杀田希鉴之前曾向德宗请示并得到批准，即：

近者中原兵祸，皆起泾州，且其地逼西戎，易为反覆。希鉴凶徒，将校骄逆，若不惩革，终为后患。从之。

但是此处记载仅见于《旧唐书·李晟传》，《资治通鉴》《新唐书·李晟传》则无，德宗务求稳定的意旨却在以上三书均有记载。在李晟“具事以闻”之后，《旧唐书·李晟传》中还有载：

上曰：“泾州乱逆泉薮，非晟莫能理之”。

同样，此处记载也仅见于《旧唐书·李晟传》，《资治通鉴》《新唐书·李晟传》无。并且，这种话臣子说可以，但是德宗作为唐王朝的皇帝，是不能说的，泾州驻军经常发生军乱不假，但是，这与泾州无关，泾州除驻扎的军队外还有老百姓——天子的子民，如此岂不是表明皇帝厌弃泾州？不仅不符合儒家“以民为本”的大义，也不符合召怀、抚慰的政策导向。则《旧唐书·李晟传》中德宗事前同意李晟诛杀，事后给予高度肯定的记载，颇不符事理，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其时，德宗方回京师，尚有河中李怀光、淮西李希烈未讨平，李晟此番行为若再激起凤翔、泾原二镇的叛乱，则局势恐不可收拾。虽然在后人看来其确实是为了唐朝的治安，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当时却无疑会印证德宗对其本已有之的猜忌和担心，后续罢除其兵权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德宗主和与李晟主战之争

尚结赞意图以武力逼迫唐履行交割“四镇、北庭”之地的承诺，自贞元二年八月兴兵以来，后勤补给遭到李晟焚毁，军队也爆发瘟疫，战事颇不顺利，《资治通鉴》载：

（贞元三年三月）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余人戍之，退屯鸣沙；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瑊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

吐蕃军队急需时间进行休整和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重新会盟订约的请求。而唐朝君臣也就是否参加会盟与吐蕃讲和展开了争论，也正是在此次争论中，李晟与德宗的矛盾集中暴露了出来。

从德宗方面来看，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必须统筹全国。自建中、兴元以来至与吐蕃尚结赞平凉会盟的贞元三年，承连年用兵之弊，军费开支巨大，府库耗竭；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频仍，经济破坏严重，财政收入极大减损。仅《旧唐书·德宗纪》记载：

（建中四年）六月庚戌，初税屋间架、除陌钱。时马燧、李怀光、李抱真、李梵屯魏县，李晟屯易定，李勉、陈少遊、哥舒曜屯怀汝间，神策诸军皆临贼境。凡诸道之军出镜，仰给于度支，谓之食出界粮，月费钱一百三十万贯，判度支赵赞巧法聚敛，终不能给。

（兴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

（兴元元年闰十月）乙亥，诏宋亳、淄青、泽潞、河东、恒冀、幽、易定、魏博等八节度，螟蝗为害，蒸民饥馑，每节度赐米五万石，河阳、东畿各赐三万石，所司般运，于楚州分付。

（贞元元年正月）戊戌，大风雪，寒。去秋螟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饥冻死者踣于路。

二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

（四月己卯）江陵度支院失火，烧租赋钱谷百余万。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

（秋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

（贞元）二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岁饥罢元会，礼也。丙申，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台郎御史与兼官出为畿赤令。庚子，大雪，平地尺余。

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復千钱。

（贞元三年五月）东都、河南、江陵、汴州、扬州大水，漂民庐舍。

（六月）是月，吐蕃驱盐、夏二州居民，焚其州城而去。

九月丁巳，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界民庶（在陇州），徙于安化峡西。甲戌，吐蕃退，俘掠邠、泾、陇等州民户殆尽。自是番寇常至泾、陇。

故而，尚结赞请求会盟，固然有其进军不顺的原因在，但此时唐王朝的经济财政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并且唐军对吐蕃并无绝对军事优势，继续打下去恐怕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到那时，国家恐有崩盘解体的危险，所以德宗必须求得和平。

李晟是陇右临洮人，自幼生长边地，十八岁即从军与吐蕃作战，熟悉蕃情。李晟清楚，此次会盟多半会是陷阱，所以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并且宰相韩滉、柳浑，大将韩遊瓌、李元谅都与李晟看法一致。即如《资治通鉴》所载：

晟闻之，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垂，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恥朝廷为犬戎所侮耳！”

韩遊瓌曰：“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

韩滉曰：“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十余州可復也。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

所以德宗在寻求和平的会盟决策上，得不到上述将相的支持，陷入了政治上的孤立境地。而此时，张延赏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故而德宗必然让延赏入相，以期其与主战派的将相抗衡，所以张延赏与李晟的争斗是必然的，这是德宗的意志，与往日所谓官妓旧怨关系不大；且此时大将马燧也赞成会盟，又适逢韩滉去世，便更加加强了德宗一边的力量。从史料看来，按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会盟的决定之所以能通过，正是马燧的担保，而马燧之所以主和，记载说是受了尚结赞的游说和贿赂，即所谓“厚礼卑辞”。进而如《旧唐书·马燧传》所载：

燧盛言蕃情可保，请许其盟，上然之。

但是《旧唐书·马燧传》语焉不详，《资治通鉴》的记载还有其他信息：

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于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复济河，为之请于朝。……燧与吐蕃使論颊熱俱入朝論之，会滉薨，燧、延赏皆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便。上亦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会己意，计遂定。

《资治通鉴》所载有两个重点，其一，吐蕃请重修清水之盟并且归还盐、夏二州；其二，马燧主和“正会”德宗之意。至于其和李晟有没有嫌隙，关系不大，即便与李晟有隙，总不至于和韩滉、韩遊瓌、柳浑等所有主战的大臣都有嫌隙吧，既不合事实，又不合逻辑。

上文已述，唐朝当时面临经济和财政困局，且唐蕃军力对比并无绝对优势，在此情势下，如果能够用和平的方式收回二州，重新确定清水之盟所划疆界，无疑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案，合约一成，即可结束战争状态，将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经济和财政上。故而，作为统揽国家全局的德宗，其“意”非是如上史书所载的击回纥（其后与回纥通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正是休养生息，恢复财政，先稳定唐在全国的统治。所以，时势容不得德宗有其他选择。即《资治通鉴》所载：

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李晟）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復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

三、结语

综合上述两部分的分析，李晟自行其是擅杀同军大将刘德信；一再违抗德宗意旨不顾大局穷究凤翔、泾原众将过往罪责并大加屠戮；且在会盟问题上与德宗对立。种种原因相叠加，导致德宗对其本已有之的猜忌更甚，适逢政治上的需要，趁机便罢免了李晟的军权。非是由于尚结赞那漏洞百出的离间计，政治博弈和斗争才是李晟丢掉军权的主要原因。

进而言之，在李晟身上表现出来的固执、恃功、好杀等行为是大部分武将和士兵的通病，也是皇帝忌惮武人集团的原因，这种情况自古便是如此，只是自玄宗天宝兵兴以来愈演愈烈，以致成为恶性循环。且德宗亲身经历李希烈、姚令言、朱泚、李怀光等亲信大将的背叛、威胁，劫后余生之下，不能不采取手段将兵权控制在自己或受自己控制的亲信手中，从这一点来看，不论有没有尚结赞，李晟被拿掉兵权都是必然之事，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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