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书院发展至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繁荣程度。自嘉庆六年（1801）起，阮元先后建诂经精舍，又创学海堂，时人才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非以时艺试帖取科名为学也。”风气所及，一批专攻经史词章、崇尚古学研究的“经古书院”相继涌现，蔚为大观。光绪初年，谭宗浚出任四川学政，其引入的朴学理念与考据方法，成为推动四川学风转变的关键一环。这一学术的移植与地方实践的过程，尤可透过其主持编选的《蜀秀集》得以窥见。

一、家学与师承：谭宗浚的学术渊源与学海堂背景

谭宗浚（1846—1888），字叔裕，广东南海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历任四川学政、江南乡试考官、国史馆总纂等职。后因秉性刚直，不为掌院所容，外放为云南粮储道，郁郁而终。谭宗浚一生勤勉于文墨，著述颇丰，尤以《辽史纪事本末》《希古堂文集》《荔村草堂诗钞》等影响深远。《南海县志》中对其文学造诣有着高度评价：“宗浚论骈体文谓宜独开町畦，勿趋时贤所尚，深以应俗赝古为戒，所作事敷言辨根柢盤深，由绚烂渐趋平淡，诗醇而肆，不名一体。”

其父谭莹因辞赋与骈文才华受到阮元的赏识，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成为学海堂的首批学生。此后，谭莹又担任学海堂学长将近三十年，不仅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更成为阮元学术理念在岭南地区的重要传播者与实践者。谭宗浚虽未直接师从阮元，但通过其父谭莹继承了阮元的学术理念。在谭莹的悉心教导与学术熏陶之下，自幼便浸润在重视实证、讲求根柢的学术氛围之中。谭宗浚还与谭莹一同投身于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并积极参与广州方志等的编纂，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无疑为他奠定了坚实的经史考据之学基础。

另一方面，谭宗浚亦师从晚清大儒陈澧门下，这段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学海堂之间的学缘。陈澧本人早年便是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后来不仅担任该堂学长，更出掌菊坡精舍山长。在阮元之后，陈澧是推动“汉宋兼采”学风转变的核心人物。师从陈澧使得谭宗浚对如何融通经史考据与义理之学有了更深体会，也逐渐形成自己兼重汉宋、立足实证的治学取向。谭宗浚学术根基与治学理念的形成，深深根植于阮元所创建的学海堂之学统中。这一学术背景，为他日后在四川学政任内倡经古之学、推动尊经书院变革，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二、《蜀秀集》的编纂与学术导向

光绪二年（1876）八月，谭宗浚结束散馆，被任命为四川学政，肩负起一省文教之责。谭宗浚不仅主管岁、科两试，更肩负督察教化、选拔人才、整顿学风之责。《清史稿》载“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率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谭宗浚于同年十一月抵川就任，时值成都尊经书院初建不久，百端待举。前任学政张之洞闻其赴任，特致信称称“谭君来，蜀士有福矣”，对其寄予厚望。

上任之初，谭宗浚就拟定了数条题目，借以考察学子学识。谭宗浚在《提学四川下车观风教》中写道“本院下车伊始，辄拟出题目数条，用觇士习。”自光绪二年至五年，谭宗浚历考十二府、八直隶州及四直隶厅，至光绪五年秋，方完成全部岁科考试。三年间奔波劳顿，竟无暇赏菊，事后他赋诗感怀：“鹿车劳顿实堪嗟，日坐空山听放衙。不审浮生能几醉，业教三载负黄花”，诗中流露出对三年奔波巡考的感慨，以及对难得闲暇时光的珍惜。他在诗序中亦提及，“余自丙子出都光绪二年，丁丑光绪三年试酉阳，戊寅试光绪四年宁远，盖不见黄花已三年矣”，其勤勉由此可见。

除去按例巡考外，谭宗浚更有意识地通过编纂课艺集来引导学风、树立典范。清代书院注重考课，其名目繁多，既有月课、季课等时序之分，也有官课、师课等主体之差。从内容上还可以分为经古课、策论课、举业课等。简单来说，书院考课相当于科举模拟考试，而书院生徒考课的原卷一般叫课作、课卷，而经遴选刊刻成册者，则被称为“课艺”。《蜀秀集》正是谭宗浚耗费三年心血，从尊经书院平日课程作业、观风佳作以及全川巡考优秀试卷中精选而成。所谓“今者诸生淬掌专精，斋心嗜学，岁历三稔，制逾千篇，爰汇菁华，都为一集。”正是这一编纂过程的真实写照。

《南海县志》称谭宗浚“风裁峻整，任满时选诸生诗文为《蜀秀集》，风行海内八年。”《蜀秀集》的刊行，不仅开创蜀中书院课艺汇编的先河，更被时人誉为与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学海堂课艺集相颉颃。王祖源在《尊经书院初集》序言中特别指出：“戊寅冬，督学使者南海谭编修曾拔其尤，刻《蜀秀集》。粗得包举众艺，表见群英，识者谓与诂经、学海相颃颉。三年灯火，成学斐然，于此叹蜀才之善变也”。这部由谭宗浚亲自主持编选的文集，直接推动了后来《尊经书院初集》等书的编刻，使书院课艺汇编这一形式在蜀中盛行。这部集子不仅展示了四川学子的文学才华，更为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对地方文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经史考据学风在蜀地的引入与实践

以槐轩学派为代表的本土学说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其融合理学、释道及民间方术的学术形态，与乾嘉以降主流汉学强调训诂考据、重视实证的风格迥异。等到同治末，张之洞任四川学政间，曾尖锐批评当时蜀中学术混杂的现象，“近年川省陋习，扶箕之风大盛。为其术者，将理学、释老、方伎合而为一……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这段批评生动揭示了当时蜀中学术的混乱状况，更反映出该地区亟待整顿与革新。

谭宗浚履任后，便有意将学海堂推崇的经史考据之风带入蜀地。在主持编选《蜀秀集》过程中，他刻意仿照学海堂课艺集的命题方式与学术取向，使尊经书院的课艺活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学海堂特征。翻阅《蜀秀集》所录题目，不少从命题思路到具体名称，都明显受到学海堂旧题的影响。仅以前三卷为例，便不难看出这种影响之深。三卷共收录二十三道课艺题，其中有十一题都能在学海堂诸集中找到来源相同或题旨相承的对应题目，所占比例接近一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卷三中，谭宗浚选辑生徒所作七题，其中五题都与学海堂课题一脉相承，占比超过七成。

《蜀秀集》课艺题目	对应学海堂课艺题目	关系说明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解（卷一）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解（《学海堂三集》卷三）	直接继承。
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卷一）	士冠礼有司考（《学海堂四集》卷八） 士冠礼赞者洗于房中解（《学海堂四集》卷八）	同源演变。属于对同一篇经典不同细节的命题。
羲尊象尊考（卷一）	羲尊象尊考（《学海堂四集1》卷六）	直接继承。是经学名物研究的经典题目。
月令毋出九门解（卷一）	月令考（《学海堂三集》卷九） 月令中星考（《学海堂四集》卷九）	同源演变。核心主题（《月令》）相同，既有整体性考证，也有具体单句考辨。
尔雅舍人注考（卷二）	雅注犍为舍人考（《学海堂四集》卷十一）	直接继承。研究对象完全相同，均为考察《尔雅》注者。
黄侃论语义疏跋（卷二）	黄侃论语义疏跋（《学海堂三集》卷十三）	直接继承。
说文假借例说（卷三）	说文转注假借说（《学海堂三集》卷十一） 说文解字略例（《学海堂四集》卷十二）	同源演变。同属《说文》体例研究。
释襄上、中、下（卷三）	《学海堂三集》卷一、卷二：释士、释阿等 《学海堂四集》卷十二：释人、释被等	同属“释X”类的训诂考释文章范式。另，《蜀秀集》卷七的《推十和一为士赋》与《学海堂三集》卷一《释士》为同一研究对象，不同文体。
洪氏隶释补释（卷三）	洪氏隶释跋（《学海堂三集》卷十四）	直接继承。研究对象（洪适《隶释》）相同。《学海堂》题为“跋”，有部分考释；《蜀秀集》题为“补释”，意在增补考证，体现了研究的深化。

这些题目涵盖经解、名物、训诂、金石等多个领域，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解”“羲尊象尊考”“尔雅舍人注考”等题，几乎原样沿用了学海堂旧题；而“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月令毋出九门解”等题，则属同源衍化，可看作是对原典不同侧重的延伸考辨。此类命题不仅要求学子熟谙经史原典，更注重培养其训诂考证与名物辨析能力，清晰体现出重实证、详考据的朴学特征。谭宗浚通过这种有意识的学术移植，成功将学海堂的治学范式引入尊经书院，逐步扭转蜀地以往空疏的学风，进而为尊经书院建立起一个与主流学界相接轨的经史传统。

四、诗歌题咏与地方文化认同的构建

《蜀秀集》所收录的辞章类题目中，部分与学海堂课艺题目存在明显相似性。在这些相同或相近的题目中，一类属于书院教学中经典的辞章训练题，具有普遍性；而另一类则明显体现出谭宗浚受学海堂影响，主动将其课艺题目引入尊经书院的教学实践。

以《蜀中十二楼诗》为例，其源头可追溯至学海堂所创的“十台诗”传统。翻检学海堂所刊课艺集，《学海堂初集》卷十五与《学海堂二集》卷十四都收录有《拟元人十台诗咏粤东十台》一题；到了《学海堂四集》卷二十七，题目已演变为《粤东十二楼诗和元人十台即仿其体》；而至谭宗浚辑《蜀秀集》时，则进一步转化为《蜀中十二楼诗》。从拟元人旧题、转写粤东十台，再由“台”扩及“楼”，最终在蜀地转变为“十二楼诗”。“十台诗”作为一种以十处楼台及其史事为题材、分题赋咏的怀古组诗体式，肇始于元代吴师道、岑安卿等家之作。诗歌以古台起兴，穿插史事，诗人借这些故事抒发对古今兴衰的感叹。降至清代中期，经阮元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与教育实践，“十台诗”逐渐从文人间的唱和题咏纳入书院的课试体系。阮元曾多次以此为题课试诸生，其《定香亭笔谈》中明确记载：“以元人十台怀古诗及序试湖州，诗各有佳什，序文尤多沈博绝丽之作。”

学海堂作为阮元文学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场所，将“十台诗”传统与岭南历史风物相结合。从元人十台到《拟元人十台诗咏粤东十台》，再到推演为《粤东十二楼诗和元人十台即仿其体》，创作题材从泛化的“十台”逐步聚焦于“粤东十二楼”这类具地方特色的建筑。这一过程既承接了元人借古迹抒怀的史观传统，又通过对岭南楼台的本土书写，使学生们在诗作中建立起对脚下土地更深厚的文化认同。

其后，谭宗浚仿照学海堂之例制定出《蜀中十二楼诗》的课艺题目，并选举了张仪楼、越王楼、逍遥楼等十二座具有巴蜀历史与文化象征意义的楼阁作为咏史对象，要求学子以诗笔重构地方历史记忆。以《蜀秀集》中所收录《王氏书楼》一诗稍作分析。

王氏书楼

昔日子瞻过经处，主人已叹不归来。

绮窗画栋今何有，野鸟岩花空自猜。

遗藉飘零终古恨，名山事业几人材。

稻田那及书楼好，酬玉扬珠安在哉。

王氏书楼是宋代时期四川犍为王氏家族建造的一座藏书楼，为宋代“藏书七世”世家藏书楼的代表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当年苏轼途经犍为，目睹书楼荒芜，遇见王氏后人，感怀不已，写下了《犍为王氏书楼》一诗。诗一开篇，便笼罩在物是人非的苍凉氛围中。“主人已叹不归来”一句语带双关，既指书楼的旧主早已逝去，不复归来，也暗含了像苏轼那样的文化盛世和风流人物也已一去不返。诗中所谓“名山事业”，是指那些立言传世、藏之名山的崇高理想。诗人不禁诘问：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投身这般事业？此联将个人的怀古之思，上升到了对文化传承断层的深切忧虑，体现了士大夫的深沉使命感，更旨在激励学子效法先贤，奋发向学，延续文脉。

王氏书楼是宋代蜀地藏书文化的象征，谭宗浚借此强化学子对巴蜀学术传统的认同感。通过此类命题，谭宗浚不仅借鉴了学海堂的文学训练方式，更试图引领学生以诗笔重新寻访地方历史，强化对蜀地文化的认同。这一实践，既体现了清代书院网络内部文学与学术范式的流通，也反映了谭宗浚以经典辞章为媒介，融合学术训练与地域文化塑造的双重意图。

五、结语

晚清书院变革中，学术模式的跨地域移植已成为一股重要潮流。在此背景下，谭宗浚通过《蜀秀集》的编纂、课艺题目的设置以及经史训诂的教学实践等，对学海堂学术模式进行有意识的移植与本土化调适。屈守元先生曾高度评价《蜀秀集》，称其为“19世纪空前绝后的一部结集四川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总集，它引起了近世蜀学的振兴。”无论这一评价是否有所过誉，可以肯定的是，谭宗浚通过编纂《蜀秀集》，扭转了此前蜀中空疏迂腐的学风，为其后廖平、宋育仁等近代蜀学代表人物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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